来自 拜伦诗词写景篇 2020-03-15 02:56 的文章

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轨迹

  与现实主义相比,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不是很发达,尽管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曾诞生过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然而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上再也难孕育出堪与古代争艳的浪漫主义花朵。当然,它的种子依然埋在地下,只要有温暖的阳光和滋润的土壤,它仍会发芽、开花、结果。

  五四时期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最辉煌的时期,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创造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空前浪漫的时代。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文艺上各种创作方法、倾向、技巧也传了进来,占领了中国的文艺阵地,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那时进入中国的,它曾唤醒了无数青年,可以说,整个五四一代的中国文人都是浪漫的一代。

  最早介绍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是苏曼殊和鲁迅,辛亥革命前后,苏曼殊开始翻译和介绍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的作品,并自觉模仿拜伦创作,在当时曾掀起一股“拜伦热”。与此同时,1907年,鲁迅以一个26岁的青年学生的热情写出了一篇异常出色的文艺研究论文《摩罗诗力说》。这是我国第一部评价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专着,文中鲁迅主要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8位欧洲浪漫派诗人,分析研究了他们各自浪漫主义的特色,为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苏曼殊的翻译介绍和鲁迅的论文只是现代浪漫主义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五四时期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大量涌入则起了催生作用。雪莱、拜伦、罗曼·罗兰、哈代、卢梭、歌德等人的作品影响了五四一代人的创作,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很快发展起来。

  第一个公开打出浪漫派旗号的是由留日学生组成的创造社,当时被称作异军突起。前期创造社具有较为系统完整的浪漫主义美学理论,它一方面源于西方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同时又融进了中国五四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创造社作家自己的美学思考,其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我,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直觉和灵感,讲究主观,尊重自我是它的主要特征。郭沫若曾宣布“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蒙的大我”。郁达夫也解释道:“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这表明在西方民主思想的感召下人们普遍觉醒。于是一种强烈的赤裸裸地表现自我的愿望如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表现在创作上就是竭力张扬个性,任凭感情驰骋,尽情抒发内心的激情。郭沫若的诗和历史剧、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话剧最能代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同时也体现了整个20年代浪漫主义创作的基本主题。

  这个主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强烈的反叛精神;二是塑造感伤忧郁的零余者形象;三是传奇性的情节和理想化的人物。这三点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

  闪耀着浪漫主义光彩的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中国青年提供了两类典型:普罗米修斯和维特。前者是充满活力的英雄,后者是满怀忧郁的患有时代病的“多余人”;前者以拜伦式的反抗为特征,后者则表现为歌德式的忧郁。这两位浪漫主义大师对五四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人在效法他们进行创作,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而激动,而呐喊。与此同时,西方浪漫主义的许多作家都成了中国青年的偶像。如郭沫若把雪莱、拜伦引为知己,郁达夫崇拜屠格涅夫、卢梭,徐志摩荣获了与泰戈尔一样的“诗哲”的称号,蒋光慈在他的诗中自比拜伦。很明显,当时的许多青年作家把他们所崇拜的西方作家甚至他们自己都英雄化了,创造社的青年作家这种倾向最突出。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诗、历史剧和小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作品,集中体现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也显示了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型姿态。留日期间,郭沫若就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他热爱的作家是歌德、拜伦、惠特曼等,同时也受到了尼采哲学和泛神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诗中表现较多的是反叛思想,由此引伸出崇拜自然、崇拜创造,反对偶像、反对现存的一切,主张破坏、歌颂自我等等。贯穿《女神》的一条红线即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对旧世界,向往新中国,它像一团燃烧的火,毁灭旧制度,照亮新世界。它并不以深刻的内容、优美的词藻取胜,而是以它排山倒海的气势、反抗一切的魄力征服了亿万青年的心,说出了他们在心里想说而不敢说又说不出的话,以其阔大的境界、磅礴的气势、特别的格式,构成了郭沫若独有的雄浑、豪迈的浪漫主义风格,呈现出当时文坛上少见的阳刚之美,开一代浪漫主义诗风,很快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这是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

  在郭沫若之后,有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人,他们以天真烂漫而着称,写爱情,写初恋,也写爱而不可得的痛苦与心碎。那样大胆而不加掩钸,单纯到与世隔绝,洁白到一尘不染的地步。正如朱自清先生评价的:“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世的波折,自然只有无关心的热情弥漫在他心里,所以他的诗多是赞美自然,咏歌恋爱。这才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气度。”这是对汪静之诗的评价,也是对湖畔诗人总的艺术概恬,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五四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种倾向。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浪漫诗人是徐志摩,他的诗表现的内容大多是对理想的憧憬,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所反映的内容与郭沫若大致相似,但少了些宏伟的气势而多了些哲理思考,在情感上更缠绵悱恻,诗的形式更臻完美,为现代浪漫主义诗歌增添了艳丽的色彩。

  同是浪漫主义作品,郁达夫的创作则表现出另一种风格。他的作品自传成分浓,且以“零余者”自居,全部作品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孤独者的不幸和悲哀以及对真诚爱情的渴望之情。从《沉沦》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的生活道路及性格发展的轨迹。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写照,一切都从主观角度描写,从抒情出发,在后期,他也试图从现实出发写一些较客观的人物,如《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然而即使是以第三人称写的小说,还是总离不开读者早已熟悉的那一定的性格,即作家本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虽有感伤、颓废的情绪,但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在其放浪形骸的背后表现出对尘世的无比热恋,在自我沉沦的另一面是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郁达夫小说呈现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特色,除了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气质有关外,还受到屠格涅夫、歌德以及日本私小说的明显影响。在留日期间,郁达夫一开始接触外国文学时便特别欣赏和喜爱那种具有浪漫气息、抒情味浓、弥漫着忧郁格调的作品。应该说,郁达夫是一位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也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派小说的集大成者。其实,创造社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都写过类似郁达夫风格的抒情小说,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牧羊哀话》,周全平、倪贻德、成仿吾、白采、王以仁等人的小说都与郁达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郁达夫创作风格大同小异的还有女作家庐隐,这位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其艺术倾向却与创造社较接近,她主张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认为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和个性的情感。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她的作品多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文学史家刘大杰曾说过:“《海滨故人》是庐隐前半生的自传。”事实上,庐隐的创作题材不是很宽,而最关注的是她本人的思潮起伏和情感的波动。由于她一生的坎坷太多,所以在作品中总是流露出强烈的内心悲哀和孤独,这几乎成了她作品的基调。庐隐笔下的人物和郁达夫的一样,几乎都是在悲哀中呻吟,在痛苦中彷徨,这些正是作者内心哀伤幽怨之情的真实流露。在艺术上,她的作品不注重人物的性格,而是善于渲染气氛,描写心境,表现自我的内在情绪,抒情感伤色彩较浓。

  除了郁达夫和庐隐,女作家冯沅君的作品也以自我表现而见长,其创作多以书信体或第一人称来完成,主观色彩浓厚,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此外,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如冰心、许地山、王统照等被视为现实主义的一批作家,在其早期作品中都有浓郁的抒情气氛和个性的展示。

  在五四浪漫派戏剧中,田汉和郭沫若成就较高。这种浪漫剧,要求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重视内心挖掘,作品一般具有传奇的情节、理想的人物、强烈的抒情性,同时讲究诗的意境。田汉早期的话剧正是如此,他的作品较多地把自己的理想、情感附在人物的身上,想象的成分大于事实的成分,抒情的因素压倒叙事的因素,作品中洋溢着悲剧的色彩、感伤的情调、诗意的氛围,这是田汉浪漫剧最主要的特征。《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湖上的悲剧》等,都是既结合当时的现实,又表现了个性解放思想的佳作。剧作中那浓郁的感伤格调、强烈的抒情、凄凉哀婉的人物对话造成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时时激荡着读者的心。作品不追求人物的真实与客观现实,而是借剧中人物之口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是典型的浪漫剧。

  与田汉不同,郭沫若的浪漫剧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借以反映现代精神。郭沫若是一个浪漫气质极浓的人,他曾说过:“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所以,从他的整个创作包括解放后的作品来看,绝少现实主义的摹写而大多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从写《三个叛逆的女性》开始,他就十分注重创作主体——作家的感情色彩在剧中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有人物大段的直抒胸臆的情感阐发,有的甚至超出了生活的一般表现形态,具有浓郁的主观因素。他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历史剧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样式,对许多作家产生过影响。比如1926年前后出现的一批历史题材的话剧,都有类似于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特征,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貂婵》,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等。这些剧作,都取材于历史上的女性人物,而表现的又都是五四时期女性个性意识的觉醒和她们对于青春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是20年代浪漫派的优秀作品。

  20年代以创造社为首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标志着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说,在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曾形成过一股强大的文学思潮,当时许多文学社团和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然而,这种思潮如昙花一现,很快便衰退了,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浪漫主义再也没有出现过五四时期那样灿烂的时代。

  五四后一直到整个30年代的文学,其创作主流更明显地向现实主义一方倾斜,然而受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又由于部分作家的生活经历、审美趣味及个性气质的关系,其创作中仍不时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倾向。30年代最具浪漫派特征的作品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式的创作,以艾芜为首的流浪者之歌式的作品以及部分个人抒情小说。

  在30年代的文坛上,沈从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当左翼文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却能独立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之外,平静地在那里吟唱他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在沈从文的观念中,都市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文化都是病态、退化、堕落的,他以一个乡下人的淳朴的健全来批判现代文明社会,用他那支独有和精致的短笛奏出了一曲曲田园牧歌,为读者精心建构了一个个湘西桃花源。在这幅图画中,有根据湘西少数民族的奇异风俗和宗教传说而写成的浪漫抒情小说,这类作品中有许多幻想和神话成分,如《龙朱》、《月下小景》;还有的是写实性的乡土抒情小说,无论属于哪类作品,都以其优美的爱情、美丽的自然、动人的边地风情和奇异的民俗而给读者以美的感染,《边城》便是沈从文浪漫小说的代表作。他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或天真活泼,或淳朴善良,或彪悍义气,或执着痴情。无论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不管是家道殷实的船总,还是生活窘困的农夫,人人都重义轻利、忠厚守信,个个都跳动着一颗善良的心,而对虚伪、势利、欺骗、奸诈则一无所知。即使是描写土匪或妓女,作者所突出的也是他们对爱与美的真诚追求,而不是描写卖淫和掠夺本身,仍让人感到可亲可爱。很明显,这是作者用心造的一个纯洁无瑕的灵魂世界,是对整个社会模式的理想构图,虽不真实,却寄托了作者更深更大的人生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他追求的理想人性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在艺术上,沈从文善于把现实与梦境、幻想与真实融为一体,使小说洋溢着一种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其独特的艺术境界令人神往。

  在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中,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极浓,他作品的内容大多反映农村乡镇生活,刻意追求写景的精细,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点。他笔下的景致常能写出诗意,如代表作《竹林的故事》中的竹林茅舍、菜园少女,洋溢着一派牧歌情调,似乎整个现实世界都化成了一片绿色的竹林。另一篇小说《桥》则更加空灵和超脱,作品反映一个似隐似现的三角恋爱的故事,这原本是可以掀起大起大落的感情波澜的,可在废名那里却显得那样平静,既没有狂热的爱,也没有妒忌的恨,作品中男主人公同未婚妻及表妹三人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废名有意切断笔下人物同现实社会的一切联系,而精心设计了一个远离尘世的封闭空间,让人物无拘无束,心如古井,悠然自得地生存于山水田园之中,真善美和空灵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作人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曾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写下了许多针砭时弊之作,然而到了30年代,他却一改过去的激进,专写闲适小品,且数量多,题材广泛,代表了他散文的最高成就,其内容多是回忆往事,寄托怀旧思绪,也有的描述乡村风光,山川景物,花草鱼虫,野菜苦茶,把人们带到了一个从容悠闲、超脱现实的仙境。这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周作人主要是一个坐在屋檐瓦舍下慢慢品着苦茶的隐士形象,其焦灼的情感被宁静的精神境界所取代,动荡不安的内心世界已被深荡成空旷闲适的心灵空间,风格上平和冲淡,节奏舒缓,如行云流水,给人以恬静的享受。

  与田园牧歌式文学双峰并峙的是流浪者小说。这类题材在现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郁达夫的“留学生系列”小说都属此类。然而在30年代,最能体现漂泊特征的是艾芜的创作以及蒋光慈等的革命流亡文学。

  艾芜的《南行纪》是一部带有自叙色彩的作品,它是作者流浪生活的记录。在新文学中是他第一个把云南边疆那种神秘而绮丽的风光及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了出来,最早致力于塑造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形象。这些人有山民脚夫、私贩、偷盗者等,他们都有着悲惨的生活遭遇,被抛出了正常生活之外,性格不同程度地被扭曲了,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善良的本质、自发的反抗精神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艾芜描写这些人物不是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表示鄙视或同情,而是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知识流浪者写出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漂泊。艾芜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一般很少平静地叙述,而是尽情抒发自己对笔下人物及美好事物的热爱,用抒情格调展现西南边疆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生活情趣,诸如崇山峻岭、原始森林、成群结队的傣家少女、鼻子上带金环的印度主妇等等,使作品既有传奇色彩,又有异国情调,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与艾芜不同,蒋光慈的浪漫主义有较强的革命色彩,他说过:“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来革命呢。”他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是:“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很明显,蒋光慈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作家,他曾把自己比作20世纪中国的拜伦,可见受影响极深。他前期作品如《新梦》充满了反抗性,洋溢着奔放不羁、豪迈热情的风格。而用书信体第一人称写的《少年漂泊者》则是蒋光慈生活经历的再现,其心理刻画细腻,抒情意味极浓,流露出较重的感伤格调,其他如洪灵菲的《流亡》、萧军的《同行者》都表现了与艾芜大致相似的格调。

  梁实秋在谈到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时说过:“在现今中国文学里,抒情的小说比较讲故事的小说要多多了。”这是很能概括当时的创作。个人抒情一直是许多现代作家热衷的题材,30年代,郁达夫的小说内容仍与早期一致,《迟桂花》、《东梓关》等作品仍以渲染情感、表现主观为内核,这种创作风格郁达夫一生也未改变。另外,五四低潮及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个人抒情气息也较浓,这类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追求理想到产生幻灭,从极度兴奋到极度的悲哀的心灵历程。鲁迅的《野草》、茅盾的《蚀》、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作品都弥漫着浓郁的忧郁感伤气氛,甚至带有某种悲观颓唐的色彩。这类作品以其特殊的风格构成了3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

  新文学发展到了30年代已达到成熟阶段,与20年代相比,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也显现出多元化形态,主要表现在外国文学的借鉴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接纳和改造方面,在审美特征上表现为理想化、抒情性及开放的特征,在手法上则广泛运用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幻想与梦境等技巧,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领域,使其更具现代感。

  抗战后直至整个4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走向低谷,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逐渐走向衰退,然而作为一种手法却在一些作品中时有表现。如国统区的某些诗及戏剧,解放区的新歌剧,孙犁的小说都流露出一些浪漫主义特征,只是这些特征与现实的关系更密切而已。

  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曾汹涌一时,特别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许多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作品。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很快趋于低落而为现实主义所取代。浪漫主义的由盛而衰,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也与时代社会,乃至作家自身有一定的联系。我们知道,西方文艺思潮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几个阶段,它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对古典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为否定古典主义清规戒律,它以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节、超凡的人物和新的文学样式博得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欢迎,逐步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

  五四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要独特一些,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西欧200年的历史在中国很快演进了一遍,西方两个多世纪所经历的文艺思潮都在中国匆忙而又杂乱地重演了一番。由于时间短,许多思想来不及完善便消失了,浪漫主义文学正是如此,它在产生时与西方有大致相同的目的和作用。然而从一开始就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它往往表现为借助日常生活的河道来倾泻人物内心情感的激流。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互相渗透性,一方面他们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主张艺术无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一边又强调要挽救中国,艺术是不可少的,在崇尚自我表现、自然流露的同时又要求揭露现实的黑暗;即使在同一作家同一时期的文章中也很不一致,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存在着这种互相矛盾的现象。这说明,创造社的主张虽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倾向,然而,在旧中国地狱般的黑暗王国里,并没有为他们建造好任何一座象牙塔供他们去创造美,等待他们的只有令人窒息的铁屋和吃人的筵宴。所以他们的创作便不可能脱离现实,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个性解放、破旧立新等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叛。即使是30年代时沈从文、废名的貌似远离尘世的小说,其目的也是将理想中美好的世界与现实相对照,从而否定现实。由此可见,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是根植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唯其如此,当时代发展变化了,这种以表现理想和自我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便也随之衰落。五四后的大革命运动,30年代抗战的爆发,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能吸引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并不是什么个人的哀怨和空幻的理想,而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利益,这也是新文学中现实主义成为占压倒优势的文学主潮的原因。

  另外,就作家而言,现代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大多同时是思想启蒙者和社会活动家,即使是主张为艺术的创造社作家们也不例外。五四以后,创造社大部分成员亲自南下参加了大革命,而后他们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且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清算。郭沫若堪称现代最伟大的浪漫派作家,可这时他却对浪漫主义进行了坚决的自我否定,自动堵塞了自己曾开拓出来的浪漫主义文学道路,他说:“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的反抗态度。”郭沫若及创造社的这种大转弯集中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作家的变化,此时社会似乎要求文学家们暂时离开浪漫主义,在对理想的呼唤之后,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注视于现实。而动荡不安的战斗历程,使人们没有更多精力去对某一种文艺思潮进行深刻的探讨,这样浪漫主义文艺潮流便逐渐隐没了。

  综上所述,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阶段,在其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过大批优秀艺术家和传世作品,有过五四那样最辉煌的时期,这是现代浪漫主义的顶峰。在这以后,由于时代社会诸方面的因素,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被现实主义所取代。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浪漫主义自从五四传入后,尽管步履维艰,有发展的低谷,却从未断裂,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它甚至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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