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人物篇 2020-03-15 11:30 的文章

董元奔‖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初识”拜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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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伦(1788-1824)是英国十九世纪前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人的解放欲望从肉体层面向精神层面的提升。通过夸张的感情宣泄、特异的异国风情描写和抒情主人公超凡的个人品质展示,拜伦的作品强调个性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精神压迫,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随着西学东渐文化活动的渐趋深入,拜伦和他的作品于二十世纪初被介绍给中国读者。1902年,旅居日本横滨的梁启超(1873-1929)在其创办的《新小说》上首次介绍了拜伦,并汉译了拜伦的两节诗作,还撰写了一篇以拜伦为主人公之一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有关拜伦的这些著述后来引起了王国维(1877-1927)、鲁迅(1881-1936)等人的关注。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时期,是新旧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不同方面,从自己的思想特征出发,“初识”拜伦后,他们分别看到了拜伦什么呢?笔者认为:梁启超看到的是一个侠客文豪,王国维看到的是一个主观诗人,鲁迅看到的则是一个孤独斗士。

  梁启超在《新小说》中介绍拜伦时,先说拜伦是“英国近世第一诗家”,是“大文豪”,发现了拜伦作品“专在写情”且“感化力量大”的特点。梁启超节译的拜伦代表作《唐·璜》第三章第一、三两节诗就反映了拜伦诗歌为自由而革命的鼓动性。但是,梁启超在介绍文字的最后突然强调拜伦“实为一大豪侠者”,侠客的标签客观上淡化了拜伦“文豪”的角色。

  侠客指的是那些武艺高强、讲究义气、急人所难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而杀富济贫、除恶扬善的勇士。侠客在民间是被人们所喜爱并崇拜着的,反映了下层人民对现实的不满;而侠客的所作所为常常被下层人民传来传去,以至于添油加醋,神乎其神,反映了下层人民对未来的期盼。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性质的官方都是不赞成侠客的,因为侠客总是挑战现实的统治制度,扰乱了现实的统治秩序。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师级别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其以侠客论拜伦,当然反映了梁氏对拜伦的失望情绪。

  拜伦是因何缘故而被梁启超称为侠客的呢?我们知道,拜伦反对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同情国内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和国外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1823年他离开英国前往希腊,亲自参加希腊民族解放战争,次年死于希腊军营。于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黄克强之口评论拜伦道:“拜伦……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这段文字不乏溢美之词,甚至还有一些同情的意味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界定梁启超是在否定拜伦的侠客行为呢?《新中国未来记》虽然被梁启超标榜为“新小说”,但是它其实就是一篇政论文,文中的人物并非虚构,黄克强就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大佬黄兴(黄兴字克强),梁启超借黄兴之口把拜伦定为侠客,实际上是要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与拜伦这样的侠客划等号,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组织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暴动降格为侠客行为。

  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随后开始在两广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及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遂持续升级,而关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这一重大问题也在学界激烈争论着。

  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创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把自己的政治学说总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保皇”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到日本,梁启超于1902年创立《新民丛报》,把“保皇”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君主立宪制,后又主张“开明专制”,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认为,中国国民愚昧,“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认为不仅应该保留清政府的皇帝,还应该强化皇权,让一个有权威的“好皇帝”振兴中国。为此,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汉族针对满族的“复仇主义”。同时,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所谓“新政”,后来又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君主立宪制,梁启超认为,清政府正在洗心革面,而清政府的军队特别是袁世凯领导的新军又有极强的战斗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两广发动的那些小规模武装起义难以撼动大清根基,他们的武装斗争无非就跟拜伦一样,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侠客行为而已。

  总之,梁启超介绍拜伦的初衷并非仅仅为了文艺,他把拜伦的革命活动定义为侠客行为实际上是为其政治学说服务的。

  在梁启超于《新小说》上介绍拜伦时,二十五岁的王国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正在武昌农学校任教,教学之余从事外国哲学、教育学及科学方面的翻译工作,长期给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等杂志供稿。1907年,王国维把翻译活动转向文学,并注意到了梁启超早前介绍的拜伦,他研究的第一批西方文学家就有拜伦,他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了《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白衣龙”是当时王国维对拜伦名字的音译)。

  说是小传,其实这篇文章很长,王国维从拜伦的幼年生活写起,交代了拜伦的家庭及其欧洲漫游、客死希腊的经历,介绍了拜伦的读书与写作状况,还对拜伦的主要作品作了评论。王国维对拜伦的介绍不同于梁启超,他并不把拜伦视为侠客,在王国维的眼中,拜伦是一个自己无意成为而最终成为了的“主观诗人”。

  在介绍拜伦时,王国维提到拜伦的一些“异常”之处,比如拜伦“性亢傲,不肯居人下”,“好交游,不惜为友劳苦伤财”,“胸襟甚狭,无忍耐力”等。王国维还从当时的进化论学说出发,认为拜伦的这些“异常”性格是受其母遗传的,他写道:拜伦的母亲“执拗多感,爱憎无常”,“盛怒时,不论何物,凡在手侧者,皆取之掷子(即拜伦),子愤极,每以小刀自拟其喉。”结果拜伦母子每次吵架之后就得一起去医院。

  在王国维的眼中,拜伦的这些“异常”性格非常珍贵,因为这是真正的诗人才会具有的,为此,王国维认为拜伦得益于自己的性格而成为“主观诗人”,他赞扬拜伦“其诗皆为免胸中之苦痛而作者”,是“纯粹之抒情诗人”。

  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师大都涉足政治,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刘师培、胡适等或从政,或从事社会活动以推广自己的政治学说。王国维则似乎是个“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治学问。比如他所撰写的《人间词话》是词美学领域的巨著,但这本书对民国前期的中国社会变革并无什么意义,它只能标志着王国维是一个“专业”学问家,它的重要意义只能待国家独立自强之后才能显示出来。

  正是由于主动避开政治,一味钻研学问的原因,王国维推崇拜伦的诗人气质,推崇拜伦诗歌的主观抒情方式。当然,拜伦丢下诗歌跑到希腊参加革命去了,王国维不能不对此作出评论,而王国维的评论同样反映了自己刻意逃避政治的思想倾向。在《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中,王国维认为拜伦的杰出作品都是无意间写成的,而拜伦实际上“素不喜诗歌”,特别是拜伦更看重自己“作诗以外之本领”。拜伦有什么“作诗以外之本领”呢?王国维认为,拜伦的“悲愤之情”为“无智之情”,心态“类若孩童”,故而其因“郁勃之气”而随意丢下笔,“以一身于世界战”,为一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民族丢了性命。说到底,王国维认为拜伦为希腊独立而牺牲是诗人思想幼稚所致,从这个意义上看,拜伦又不算“专业”诗人了。

  王国维一方面肯定拜伦是一个主观抒情诗人,一方面否定了拜伦的革命行为,割裂了诗歌和诗人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看到了拜伦诗歌艺术的果,却没有看到拜伦诗歌艺术的因。其实,正是出于对人类自由的呼唤,出于为人类自由而斗争的愿望,拜伦的诗歌才呈现出主观抒情的倾向。王国维后来做了逊帝溥仪的老师,专心教溥仪以纯粹的文艺,1924年竟因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而投金水河自杀,自杀未遂后,王国维于1927年6月国共决裂之际投清华园昆明湖再次自杀。可以说,王国维的死早已从他对拜伦的错误认识中显露出来了,即逃避政治,脱离社会的学问家最终会迷失自己。

  当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初次介绍拜伦的时候,二十一岁的鲁迅正在弘文学院预科学习日文,不久正式入仙台医专攻读。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并注意到了梁启超提到的拜伦,他于1907年写了评论拜伦等人诗歌的《摩罗诗力说》一文,次年初春发表于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反清刊物《河南》杂志上。

  1907年前后正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思想战线上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内部严重分裂的时期。

  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中国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制度进行争论。革命派内部又出现了怀疑派: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主编陶成章污蔑孙中山“将各处同志筹捐之款拨为己有”致使《民报》办刊经费不足(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辛亥风雷》第199页);曾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竟“作《伪民报检举状》痛斥孙文藉革命为新骗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43页);同盟会员刘师培创办《天义》杂志,“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科学的真理,……甚至优于民族民主革命,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暴易暴”(《辛亥风雷》第96、97页)。中国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数个革命团体合并而成,陶成章后来离开同盟会,重组光复会;章太炎后来短暂脱离革命派,组织了不谈国事而专门研究古代文化的所谓“国故论衡”派。

  鲁迅以《摩罗诗力说》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坚定的站在民主革命派的主流立场上,无情抨击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的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论衡派的分裂主义行为,热情呼唤像拜伦“摩罗”派那样不屈不挠的为自由和民主而充满激情的去战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勇士。

  《摩罗诗力说》在赞扬拜伦诗歌作品“率真行诚”的抒情特色之际,热情讴歌以拜伦等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作品的思想性。鲁迅在文中赞扬拜伦“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离经叛道的精神,赞扬拜伦“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的毫不妥协、斗争到底的精神。鲁迅用拜伦一样的浪漫主义语言充满激情的讴歌拜伦道:“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于涤荡,……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1907年前后的鲁迅虽然肯定孙中山民主革命派的反清革命活动,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尚未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软弱性和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特点尚未显现出来,但是即便如此,鲁迅还是在借拜伦以讴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摩罗诗力说》中发现了拜伦的致命弱点。鲁迅在此文的第五章认识到拜伦是因为凭借“一剑之力”难以抵挡英国资产阶级上层的集体攻势,才被迫以“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之故离开英国,投身希腊民族解放事业的。为此,鲁迅对于拜伦“孤舟利剑,所向悉如其意”的所谓“快意”是唏嘘的。大约二十年后,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于彷徨中发表了散文集《野草》,清醒的发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不能发动群众而只能孤身奋斗的缺陷,散文集的开篇《秋夜》中那两棵互不牵扯的“枣树”、那在“后窗玻璃”上乱撞甚至傻乎乎的撞进灯罩而死的“小飞虫”等都是这样的革命者的象征。不用说,鲁迅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弱点的认识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从拜伦身上萌芽了。

  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潮流尚未蔚为大观,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上介绍了拜伦之后没几年就得到了王国维、鲁迅的响应。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对拜伦的认识侧重点不同,结论当然也不同,这是由这三位大师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人生观、社会观的不同所决定的,即:梁启超看到的拜伦是一个侠客文豪,王国维看到的拜伦是一个主观诗人,鲁迅看到的拜伦是一个孤独斗士。

  固然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对拜伦的认识并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著述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24年拜伦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出现了“拜伦热”。据有关资料,当年《小说月报》、《晨报》等杂志发表了拜伦译诗近30首(包括长诗《曼弗雷特》),评论文章大约25篇,作者中包括沈雁冰、王统照、徐志摩、欧阳兰等名家,这些作品总体上肯定了拜伦的斗争精神及其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拜伦热”的出现反映了拜伦及其浪漫主义作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现实,它不仅符合时代需要,也是中国学界对拜伦的认识渐趋深入、完整和科学的标志。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传统文化学者,世纪初曾在教育主管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后辞职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学校,十余年间一直身居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第一线,个人事迹多年被载入《江苏教育年鉴》。2016年开始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涉中外文史哲诸领域。世纪初曾有论文获人民日报专题征文一等奖;2019年以来先后有约六十篇长文获得今日头条“青云计划”奖,获头条“深度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青云实力派创作者”等称号,并成为头条特邀评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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