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人物篇 2020-02-25 18:44 的文章

语文题(诗词类)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

  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 我们可以说。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 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

  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绝句又叫截句。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是韵脚。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线)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线)“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线)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线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 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

  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 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海子、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

  代表诗人: 食指 北岛 杨炼 多多 根子 舒婷 芒克 顾城 黄翔 江河 梁小斌 严力 王小妮 林莽 方含 田晓青 哑默 傅天琳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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