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人物篇 2020-02-17 03:15 的文章

近代诗歌的诗歌的构成

  

  诗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 [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诗歌的特点还具有(概括性),(形象性),(抒情性)和(音乐性)。诗歌按时代分为(古典诗)诗和(现代诗 )诗。按内容分为(抒情 )诗,(叙事)诗。按形式分为(格律 )诗,(自由 )诗和(散文 )诗。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概括一下,主要分为9种:1讽刺 2爱情 3哲理 4送别 5风景 6抱负 7想像 8故事 9思想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一提到“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那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作)。殊不知,元曲当中写到关于“秋”的作品甚多,最为传神的当属白朴的《天净沙·秋》。如果说,马致远被称为“秋思之祖”的话,那么,白朴应义不容辞地被推为“秋意之圣”。本曲首二句白朴用如椽之笔,在不着一个谓词的情况下,巧妙地并列六组名词来描摹了一幅地面与天空的和谐画面:日头平西,落霞满天,小村披拂着斜晖;炊烟袅袅几如凝止,老树枝丫不动纹丝,乌鸦树羽辍立枝头。

  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突然掠过一只大雁,飞下地面。这一动态的骤然出现,打破了静景的观感,使人心为之一动。“一点”说明“飞鸿”的距离之远,“影下”更显速度之快!

  第三句是最能传秋意之神的句子。首先是视角上的远近结合,远处是秋山和秋水,并且具有特征的色彩——青与绿;近处是秋天的植物:草、叶和花,白、红、黄更是和谐烘托,五彩纷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渲染了秋景,传达了浓郁的秋意。其次,全句未著一个“秋”字而处处见“秋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综观全曲,其结构新颖别致,即“铺排静景——中介飞鸿动景——铺排静景”,规范而不呆板;其次,章法上动静结合,变化而不单调;再次,如果说此曲前两句秋景不免显得清寂、清冷,那么到了第三句,则意境转换,更显清疏、清和了。这些足见作者的高超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

  那缥缈的空中有一个街市,繁华美丽的街市。那儿陈列着很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人间的珍宝。诗人并没有具体写出这些珍奇,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给我们心灵宁静、舒适的东西。

  那不仅是一个街市,更是一个生活的场景。那被浅浅的天河分隔的对爱情生死不渝的牛郎、织女,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还在守着银河只能远远相望吗?“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诗人这样说。在那美丽的夜里,他们一定在那珍奇琳琅满目的街市上闲游。那流星,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颠覆了流传千年的神话,化解了那悲剧和人们叹息了千年的相思和哀愁。

  这首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 当艾青﹑田间﹑臧克家出现在诗坛﹐新诗已适应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它以多样的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街头诗﹑传单诗应运而生﹐诗歌与群众的联系空前密切。诗歌的主题基本转向国难的描绘与国防的呼吁﹐诗歌的旋律由柔婉变为雄健。倾心于激昂的战斗代替了对于纯美的追求﹐诗人们多以愤怒而乐观的调子歌赞这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争。何其芳著有《夜歌》﹐卞之琳写了《慰劳信集》﹐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和舒群的《在故乡》﹐堪称抗战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具体地展现了现实斗争的人物与场景。这首诗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均作于延安﹐力图以民间熟知的形式表现新的生活。高兰以朗诵诗闻名﹐代表作《哭亡女苏菲》以个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懮患。

  抗战期间诗歌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在重庆﹑桂林﹑成都等内地出现了《诗创作》﹑《诗垦地》﹑《诗星》等诗歌专刊和《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大量发表诗作的文学杂志﹐吕剑﹑徐迟﹑袁水拍﹑胡风﹑邹荻帆﹑韩北屏﹑苏金伞﹑青勃﹑臧云远等人﹐创作相当活跃。力扬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发出劳动家族的苦难历史的叹息﹐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品。在敌后﹐以延安为中心﹐晋察冀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严辰﹑公木﹑光未然﹑朱子奇﹑萧三﹑蔡其矫﹑方冰﹑陈辉﹑魏巍(红杨树)等也都有丰硕的诗作﹐易琴弦为喇叭﹐显示了抗战诗歌的严峻﹑力度与真诚。

  从抗战后期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政治地图与战争区域的划分﹐40年代的诗歌活动大致上分为统治区和中国领导的解放区两部分﹐且各有自身的特点。但因解放区代表了全中国的新生和希望﹐中国的文艺方针起著全局性的影响﹐解放区的新型诗歌同样成为全国的楷模并对统治区诗歌有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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