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翻译 2020-02-19 20:37 的文章

译者人格与择译之本——以翻译家苏曼殊与诗人

  2018年7,El 外语教学Jaty.2018第39卷第4期凡呦厶哪聊咿R4kzal盘mⅧ.39 No.4译者人格与择译之本——以翻译家苏曼殊与诗人拜伦的翻译姻缘为例廖 晶,李 静(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22)摘要:文章试图揭示译者人格与翻译选材的内在关联。把近代翻译家苏曼珠(1884--1918)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之间的一时完美翻译姻缘U^格视角予以审视。认为苏曼殊对拜伦的翻译是拜伦人格在苏曼殊身上的传承与发展,是苏曼珠人格在拜伦身上的张扬与凸现。文学翻译不是消极的、无情的语符交换,而更是译者人格与作者人格的契合...

  2018年7,El 外语教学Jaty.2018第39卷第4期凡呦厶哪聊咿R4kzal盘mⅧ.39 No.4译者人格与择译之本以翻译家苏曼殊与诗人拜伦的翻译姻缘为例廖 晶,李 静(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22)摘要:文章试图揭示译者人格与翻译选材的内在关联。把近代翻译家苏曼珠(1884--1918)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之间的一时完美翻译姻缘U^格视角予以审视。认为苏曼殊对拜伦的翻译是拜伦人格在苏曼殊身上的传承与发展,是苏曼珠人格在拜伦身上的张扬与凸现。文学翻译不是消极的、无情的语符交换,而更是译者人格与作者人格的契合促成的心灵对话。关键词:苏曼殊;拜伦;译者人格;翻译选材中圈分类号:啪59文l啧标识码:A文章缩号:1000-5544 I 2018)04删2-05Abstract:This paDer VerllUlre8 to reveal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8 personality and choice 0f translationmaterials.With姐exploration into the perfect埘舡Ii孵in Uansi硝on妇wn the modern Chinese translmor Su Mmmhu(18841918)and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 George G.Byron(1788182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it holds thatSu Mmmhu8 translation of Byron8 poems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yron8 personality in Su Manshuwellthe display and hight of Su Mmmhus personality by Byron.Thus litem口y扫_n8蛐叩is not a ii嘲tiYe and emotionlesatransfel陀nee of linguistic 8ymhots.but a heart-to-heart diah唱rue between the translator8 and the anthors personality o啊倚spondingly.Key words:Su Manshu;George G.Byron;translator8 p即蜘;choice of uanslatimaterials1.引言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pragnmtic tam),文化研究取向盛行,描述译学勃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am)出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凸显,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得到重视。针对蠢译家泽者的研究,著名学者杨武能(1998:262)曾经指出,过去的研究中在论及文学秘译活动的主体,也就是翻译家之时,讨论最多的就是其J箩随具备的学识学养、译才译德,却鲜有学者会把翻译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去看待,从而缺乏对其人格问题与心理问题的讨论,忽略了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穆雷、诗怡(2003:12)也曾呼应说以往的翻译家研究往往多注意介绍其翻译活动与甜译观,忽视了翻译家译者的文化思想、审美意识和人格修养方面的研究,对其译作能够对译人语文化产生多大的意义等方面也多是语焉不详。鉴于译者人格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尝试挖掘近代翻译家苏曼殊作为译者的人格问题,讨论其个性、气质、性情禀赋等人格因素与翻译选材之间的关系,以期丰富翻译家译者的主体性研究。2.人格、译者与翻译选材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斯多葛92哲学学派(Stoicism)就探讨过人格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注重人的修养和陶冶,中国的儒家、道家学派也不乏对人格问题的探讨。人格(personality)一词源自于古希腊语persona。Persona最初指古希腊戏剧演员在舞台演出时所戴的面具,即一种遮蔽性和表演性的伪装,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脸谱,转义为演员本身以及他用这一面具在生命舞台E所扮演的角色。“把人格说成是面具那样的东西,意在说明人格就是表现于外在的、公共场合中的自我”(蒋云根2002:44)。后来指演员本人,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人。现代心理学沿用persona的含义,转意为人格,用来说明,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人格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是人的现实状况和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是内在于人的,是不能脱离于人的肉体单独存在的抽象物,它是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人格反映了一个人总的心理面貌,是相对稳定、具有独特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包括气质、性格、能力、兴趣、爱好、需要、理想、信念等方面内容。选择当译之本是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第一步,毫无疑问,译者的个性、气质、性格、才情、心理禀赋等人格因素会左右译者对择译之本的价值判断。通常而言,译者在评万方数据 判原作、确定原作的价值时,会潜意识地把原作的语言风格、作品所寄托的思想寓意、作品主题内容、作者的风格气质等译前的“准备因素”比照自己的学识、才情、能力、兴趣、气质、性情等人格因子,形成对原作印象的初步评价。如果这一评价与译者自己的人格近似或契合,往往会表现为对原作的肯定与接受。反之,则会表现出否定与拒绝。也正因为如此,傅雷(2006:191-192)才会提出“翻译选材交友说”,也即是选择当译之本如同交友一般,格格不入者不必勉强;一见如故者相见恨晚。如果清楚地知道作为译者的自己与原作者的气质不相吻合,傅先生则建议放弃不译。傅雷先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富有哲理,从形而上的高度对选择当译之本给予了深切的哲学思辨,悉心品琢可以体会到蕴藏其中的译者人格与作者人格需要具备相通之处的道理,折射了译者人格对于翻译的影响,预设了翻译的选材,对译者主体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层面。他本人的爵泽选材观就是坚持。有所译,有所不译”。,即便在中国市场颇受读者欢迎的法国名著红与黑,他也。不想接受”,因为“没宥多大缘分”;对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也“觉得不对劲”,因为有点“怪腻儿”(宋学智、许钧2009:154)。读透傅雷先生的心灵,熟悉傅雷先生的人格,我们不难发现他为何选择了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和巴尔扎克(Balz,而且“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究竞选择哪位作家、诗人,翻译他们的哪部作品,融人了译者强烈的人格意识。3.苏曼殊与拜伦的翻译姻缘:人格契合视点下的译者选材王彬彬提出成功的翻译,前提条件是能够与诱发译者“翻译冲动”的文本相遇,待译的对象能够与译者自身的精神气质具有最佳契合度(王彬彬1998:286)。从人格的视点观之,翻译是一种姻缘,是一种婚配,是一种相知相遇,是“他乡”遇故知。但是,这种翻译姻缘不是胡乱捏造的随机组合,而是译者人格性情与作者人格性情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契合之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译者会对所有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必定只有某些作家,某类作品,才能诱发他的翻译冲动(屠国元、李静2009:16)。文体是语境的产物,并依赣语境使读者能根据作者/译者的选择来阐释它们的意义(张道振、方玲玲2016:113)。译介学的原理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判据。朱栋霖先生对比较文学译介学颇有研究,他肯定文学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构架决定着接受主体总是会根据他自己的气质性情去寻求与自己个性相配的精神“近亲”≯总是在召唤能和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新的契合的同构对应者(朱栋霖1989:165)。接受美学的原理也表明,文学接受者因在个人阅历、知识水平、审美意趣和鉴赏能力等诸多方面情况各异,是以在阅读、接受异域民族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一般都会择取与自己个人性情、气质相符相近的作家,其个中之理就在于这样的作家能够与之产生精神上的契合及情感上的共通(屠国元、李静2007:49)。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存在着内嵌于心的过滤机制,与自己的个性、气质、才情相悖的作家往往会被拦在接受视野筛选机的过滤网之外,只有那些与自己的志趣、爱好、审美期待相契合的作家才能成为自己的人格伴侣和精神近亲。郭沫若翻译雪莱就是绝佳的鹏证。他曾说他翻译雪莱的诗歌就是要il:llt自己成为雪莱,要让雪莱成为他自己。他还以男女的婚姻类比译者对作者的选择,强调如同婚娶要先建立恋爱关系,男女之间要有心灵的碰撞,并以他译雪莱为例,说他爱雪莱,他与雪莱有着心音的交感,与雪莱有思想的共鸣。从而,他与雪莱结婚了,与雪莱合而为一了(陈福康2000_261)。把这种理论映照在苏曼殊选择拜伦的身上,我们发现他们也是-对美妙的翻译姻缘。3.1译者与作者的共鸣:翻译家苏曼珠与诗人拜伦的人格契合苏曼殊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风云人物,兼有诗僧、翻译家、革命家的多重头衔,被柳无忌誉为是个“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人物(柳无忌1987:1),曾经三度出家三度还俗。他人生虽短,但学术成就光彩照人,彪炳史册。就翻译成就而言,他是加世纪初“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翻译界的先知先觉”(柳无忌1987:535),曾被认为是第三个大翻译家(柳无忌1992:183),名次仅在严复和林纾之后。他曾把世界文学巨匠雨果、雪莱等都译介到中国,但尤以翻译拜伦饮誉于世,“是介绍拜轮(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柳亚子1985:18I)。拜伦的诗篇中,他翻译了哀希腊、赞大海K(答美人赠束发徽带诗、去国行、留别雅典女郎:》等,并在日本编为拜伦诗选(1914)出版,到1922年时就已刊行过四版之多,被谢天振和查明建评价为“真正开创外国诗歌翻译风气的当推苏曼殊的拜伦诗选”(谢天振、查明建2004:37),影响深远。我们不禁要问,苏曼殊缘何在众多西方名家中,会对拜伦情有独钟呢?跨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昭示了译者选材的多种决定医素,但针对苏曼殊与拜伦,我们认为主要是他们的人格共鸣在这份翻译姻缘中最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拜伦于l僦年出生在伦敦破落贵族家庭,天生跛脚,常常受人欺负,因此他从小养成忧郁、孤独、反抗的性格。父亲性情暴烈,喜欢豪饮滥赌。母亲性格十分暴躁乖戾,喜怒无常。家庭的不幸、婚姻的破裂、社会的冷眼,跛足的生理缺陷,常常使他感到自卑,痛苦不堪。所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拜伦~性情孤僻自傲且又阴郁自卑。无独有偶。时隔近百年之后,中日混血儿苏曼殊于188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其日本母亲若子,不顾襁褓中的幼子,在他呱呱坠地未足仨月之时,便弃他与父亲二人而去。在日本横滨万隆茶行经商的父亲苏杰生便让其日本妾室河合氏把他养至六岁后送固中国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结果又倍受婶母的非人虐待,同宗之人也对他冷淡无情,恶语相加,常常骂他是个。东洋野种”。他早期的储爱槽与拜伦一样匮乏,93万方数据 缺少家庭的温暖。因此“难言之恫”(苏曼殊1946:lo)韵身世,让他常感自卑痛苦。最终,苏曼殊的性情气质也是既自卑又高傲。对比两者,不难看出苏曼殊和拜伦人格气质的相通之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肿und Freud)和卡尔荣格(Cad Gustav Jung)等学者对童年时代是一个人的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初期的生存环境、所遭遇的不幸事件以及意外的历史变故等外在因素对人格的发展会产生难以避免的、长久的影响和作用。无论是苏曼殊还是拜伦,他们的童年遭遇都对他们的人格养成具有不可逆转的作用,而且他们相似的不幸遭遇又会使他们形成相近的人格。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强烈的自卑感。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了著名的自卑情结学说,他的理论观点就是任何一个人从童年时代开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自卑感,然而自卑感恰恰又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与源泉。阿德勒进一步认为,儿童会下意识地对抗自身的自卑感,从而产生一种。补偿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孩子往往会和成年人的能力进行比对,结果又会感觉到自己能力不足,于是便会激起一种拥有能力的迫切愿望,会渴望自身变得更加强大,拥有成年人所具有的更多的气质和力量。在阿德勒那里,这个所谓的。补偿作用”就是自卑感能够对人格的发展提供正能量。他甚至还坚持认为,生理器官存在残疾的儿童在人格的发展匕比其他身体正常的孩子蒙受的阻碍更多,所激发出的获取能力的渴望就会更加强烈(罗玉林2004:72)。拜伦先天的残疾,苏曼殊“难言之恫”的身世,让他们二人比一般人的自卑感更为强烈,所以在对自卑的对抗过程中就更加期盼获得超常的。补偿作用”。童年时代的自卑感赋予了他们无限的人格力量,让他们爱憎分明,义无反顾.在后来的人生征途中都发展成为抗击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战士和诗人。拜伦在欧溯是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家兼诗人。他浴血奋战在19世纪欧洲反封建专制斗争的革命前线。他践行着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革命理念,参加了意大利的秘密民族主义组织“烧炭党”(Carboneria)的革命活动,用切身的革命行动推翻封建统治,捍卫民权,与那些封建暴君和贵族寡头压迫人民的罪恶行径奋战到底,不畏牺牲。为了支援遭受外国侵略者奴役的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典衣卖当,倾其所有,赶赴希腊,抵御土耳其的统治,最后献身疆场。拜伦的诗篇激情澎湃、雷奔云谲,抗议欧洲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罪恶与虚伪。时隔近白年后的苏曼殊,身处没落衰败的晚清。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晚清的知识分子们作出了启蒙思想、追求进步线)。苏曼殊则怀着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与热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对内痛恨封建满清王朝的专错统治,对外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的霸权行径。他撰写宣传革命精神的诗文,激励同仁;他与一些进步革命团体的领导过往94甚密,经t#Zn他们组织的民主革命活动,乃至曾经一度要枪杀保皇派人物康有为;他身践力行,1903年奔赴东北地区参加民族斗争抗击俄国的入侵。每每在他愁绪纷乱之时,便颂读拜伦波翻云涌的诗作,从中寻觅知音,得到慰藉。他甚至在个月夜泛舟中禅寺湖上,吟唱拜伦的诗歌哀希腊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结果让“舟子惶然,疑其为神经病作也”(苏曼殊1946:108)。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苏曼殊悲苦的身世、人格性情与拜伦相互契合与共通才使得他认同拜伦,相知拜伦。选择拜伦。目睹拜伦的遭际,思及自身的伤痛,苏曼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诗词和实际言行和拜伦进行着持久的心灵对线),相交拜伦,翻译拜伦,映照自我。3.2翻译的相遇:心灵契合视角下译者与作者人格的辉映与传承苏曼殊与拜伦的人格契合与共通让他非常赏识拜伦。1906年,他在日本通过阅读接触到拜伦。』拜伦身世凄怜,但又多情浪漫;才情出众,但又命运多舛;自卑孤傲,但又侠肝义胆;谋人家国,但又英年早逝。这一切都让他如同在他乡遇故知,“在拜伦身上看到的更多的则是他自己”(潘艳慧、陈晓霞2010:99),找到了真正的人格知音,寻到了真正的心灵契合(卢晶晶、张德让2006:35)。在与高天梅书(1910)中,苏曼殊把拜伦与其他中外浪漫主义诗人进行了比照:“拜轮(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雪莱)足以合义山长吉;而沙士比(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丁尼生),以及美之郎弗劳(费朗罗)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柳亚子1985:22s)。在这鲜明的对比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都被他誉为和中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灵均)、李白(太白)、李商隐(义山)、李贺(长吉)相提并论的“灵界诗翁”。这“不仅仅出于艺术旨趣的相近,更重要的是苏曼殊仰慕他们那狂放不羁、追求自由的强烈的个性色彩”(陆草1987:73)。换句话说,苏曼殊倾慕拜伦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艺术才能,而更是因为他的人格气度。胡适认为拜伦在英国文学上称不上头等人物(胡适1984:92),但是,“盖裴伦(拜伦)为诗,富于情性气魄”(胡适1984:92)。所以可以说,更多的是拜伦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拜伦的诗艺,征服了苏曼殊,让他如此推崇。而同样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弥尔顿、中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杜甫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等却得不到他的“褒扬”,也许是因为他们匮乏追求自由的色彩,或者说是和他仰慕的拜伦人格不相和谐吧。也正是因为崇尚拜伦的人格气度,让他在获知刘半农等人准备筹建拜伦学会之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情绪,当即表态称:“如借大雅倡之,不慧(苏曼殊的自称)欣欢顶礼,难为嗽矣”(苏曼殊1946:229),乃至于他还谋划着在“欧洲大乱平定之后”,。振锯西巡,一吊拜伦之墓”(苏曼殊1946:220);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他常常自称为“中国万方数据 的拜伦”,在现实的生活方式之中,他处处以拜伦为偶像加以模仿。不难理解,假如拜伦的人格性情与他没有交集,心音的交流没有合拍的默契,精神气度没有灵犀的共通之处,那么拜伦恐怕难以得到苏曼殊的赏识与“器重”,恐怕也更难以成为他心心相印的异域知己。正因为是这样,张定璜才会评价说:“苏曼殊爱拜伦,爱拜伦和他相像”(张定璜2007:147)。如此也就能理解苏曼殊为何会发出“丹顿(但丁)拜轮(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柳亚子1985:45)的叹息了,他的哀怨不但吐露了他自己狷介孤高的人格,同时也宣称了拜伦是他的人格知音,聊以。他还诗云: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鳊吊拜轮(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柳亚子1985:539)。借这首诗,苏曼殊抒发了他与拜伦“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遭际。拜伦因抨击英国统治阶级的而不受上层贵族人物的欢迎,甚至在他援助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战死沙场之后也拒绝他的遗体葬回英国,让他的灵魂漂泊异乡。而他自己本人也是一面英勇地参加革命,一面又因难言的身世情绪低沉,出家又还俗,还俗又出家,三进三出,多次往返于上海与日本之间,四处飘零。好在他从异域的知音拜伦身上获得了精神养料的补给,使他能够在寂寥的人生旅途中拥有情感的寄托和心理的归属。他们二人的相遇,就像漆黑的夜空中两颗行星的相遇(杨联芬2003:227)。品琢苏曼殊的诗句,宏阔的意境,慷慨的情怀,热烈而悲壮的情绪,实在是出自他与拜伦人格精神气质的深刻理解与契合(杨联芬2003:227)。王彬彬提出了翻译的“缘分”说。他主张翻译就是一种相遇,在译者和译作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前定般的“缘分”(王彬彬1998:286)。我们认为这种相遇的“缘分”已经暗含了译者人格与作者人格的契合成分。如果没有相近的人格气质、性情,是无法产生“路遇知音”的感觉的。个什么作品都能译的译者,是可能的,但也是可疑的(王彬彬1998.2s6)。可以说苏曼殊与拜伦的相遇,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是前世注定的姻缘。尽管时间相隔百年,地点相隔万里,却阻断不了这前定般的缘分,苏曼殊相知拜伦如遇知音之感,拜伦相交苏曼殊如遇故知之情。他们的相知相遇是偶然与必然的人格结晶。苏曼殊翻译拜伦诗文的动力源自于拜伦诗篇所投射出的拜伦的伟大人格能够与他产生心灵的共鸣。拜伦的诗章铿锵有力,表征出伟岸的人格之美,强烈地震撼着苏曼殊的灵魂,也激发了他的翻译冲动和热情,让他与拜伦相知相识,相遇相爱。苏曼殊称赞拜伦的诗歌就如同让人振奋的美酒,芳香甘醇,香飘恰人,饮得越多,越让人陶醉。拜伦的诗魅力无穷,美丽无比,真挚坦诚。⋯⋯拜伦有一颗高贵而桀傲的心。⋯⋯他把全部生命、事业和作品,都奉献给了爱情和自由(柳亚子1985:225)。可以看出,让苏曼殊最为敬重推崇的不完全是拜伦的诗歌本身,而更是他的勇于追求自由的高贵做岸的人格(陆草1987:74)。贯穿着苏曼殊的短暂一生的,也是像拜伦短暂的人生一样,痴迷地追求着个性的解放与自由,正是他的人格气质中有着这样的狂热执着,因此他能以与众不同的诗心认识拜伦,感受拜伦激情荡漾、雷奔电击的诗行所放射出的追求自由的人格气质。拜伦就曾写下了“死者们全都惊醒了/我还能睡眠?全世界都抗击暴君/我怎能退缩?”(凯法利亚岛日记)、“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彰为邻国的自由战斗!去关心希腊罗马的荣誉/为这番事业断头!”(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让我们傲然抗拒/土耳其暴君的强权,让祖国眼见她儿女/站起来,砸碎锁链。”(希腊战歌:})等宏伟壮美的诗句,这些诗句所投放出的都是诗^拜伦傲岸不屈、高洁雄伟、热情奔放、向往自由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拜伦在哀希腊中写下的诗句:孽让我像天鹅一样歌尽而亡/我不要奴隶的国度属于我/千脆把那萨摩斯酒杯打破!”更是投射出了他宁愿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要换来希腊人民独立自由的伟大人格。这一光艳夺目的高尚人格具有强烈的穿透力,能够刺透任何个热爱自由、追求自由者的心灵,使之产生共鸣的“感应”。身处反帝反封建革命激流之中的苏曼殊,和拜伦一样具有谋人家国的人格气度,自然会比常人对拜伦援助希腊人民赶走土耳其侵略者的革命行为感同身受,与拜伦心心相通。拜伦^格气质中那种对封建霸权和专制体制的无情揭露与抨击及其对民主自由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也恰是致力于民主革命的译者苏曼殊的发自肺腑的心声告白。苏曼殊对拜伦的翻译实际上也就是拜伦人格在苏曼殊身上的投射,是苏曼殊人格在拜伦身上的张扬,是作者拜伦的人格在译者苏曼殊身上的映射、传承与发展。在清末民初时期,一批爱国的,诸如严复、粱启超、陈景韩等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型精英知识分子,发出了启蒙救国的先声,开启了译介西学改造国民性的工程(禹玲2016:148)。苏曼殊作为一位富有强烈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也是积极呐喊救国。面对勇于揭露黑暗、抗击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他感受到了拜伦人格精神气质的强烈脉动,深怀着热情的翻译冲动满腔热血地翻译了拜伦的激励民众革命热情的诗篇。尤其是他翻译了去国行、哀希腊等名篇,期望能借拜伦这块“他山之石”奏“攻玉”之效唤醒民众,救亡图存(李静、屠国元2015:贷)。他翻译拜伦这些追求自由、慷慨激昂的诗篇,“是叫中国晓得Byron(拜伦),在内心里也是想叫中国晓得他自己”(张定璜2007:147)。这个翻译拜伦的过程也就成为了他自己与拜伦人格呼应的过程,是与诗人拜伦豪迈的革命气度的交相辉映,是他自己人格的完善与升华,透出强烈的人格符号。对于拜伦远大的政治理想,他十分呖心爱慕,情不自禁地慨叹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柳亚子1985:125)。这感佩之词是苏曼殊对拜伦95万方数据 人格的颂扬,也是对自己人格的宣扬。。苏曼殊与拜伦有一种骨子里的相似,他们前后所处的旧制度虽失了精神但还存躯壳,新生活刚有了萌芽但还没作蕊花的时代,他们的多难的境遇,他们为自由而战、为改革而战的热情,他们那浪浸的飘荡的诗思,最后他们那悲惨的结局:这些都令人想到,唯有苏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柳亚子1985:227)。所以,我们说苏曼殊与拜伦的相通是一种人格气质上的契合与共鸣。苏曼殊作为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爱国人士,在惨遭蹂精,国将不国的民族危亡时分,翻译拜伦颂扬自由、独立、解放的诗篇成为其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慰藉、人格的辉映。可以说,只有拜伦才能与苏曼殊“神交”。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译者主体丰富自我、完满自身的世界(卢晶晶、张德让2006:35),那么,苏曼殊之所以黼泽拜伦其实也就是想借助拜伦张扬自我,完善自我,升华自我。其对拜伦的翻译是拜伦人格在苏曼殊身上的传承与发展,是苏曼殊人格在拜伦身上的张扬与凸现。4.结语清末民初时期,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以一股狂飙之风横扫了东方神州,震撼着华夏大地,文人学者无不为其高尚的人格、革命的行为和悲壮的诗篇所折服。诗僧苏曼殊十分钦慕拜伦的人格志向,盛赞他的整个生命、经历和作品都是用爱国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柳亚子1985:539),并不遗余力地译介拜伦。苏曼殊的拜伦诗歌翻译,可谓晚清域外文学译介的亮点之一(杜慧敏2016)。本文从译者的人格层面探讨了翻译家苏曼殊选择甜泽拜伦的心路历程,揭示了译者人格与爵泽选材的内在关联。拜伦之所以能够进入他的翻译选材视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他与拜伦相近的理想、人生经历与性格注定的必然。总之,是苏曼殊与拜伦的人格契合,才使得苏曼殊能够认同拜伦其人其诗,在翻译过程之中也才能够细腻深刻地洞察拜伦诗中所刻画的人、物、场景,和拜伦一样感同身受,成全了一对完美的翻译姻缘,这就是“拜伦诗毕竟只有苏曼殊可以译”(张定璜2007:147)的原因之所在。文学翻译不是消极的、无情的语符交换,而更是译者人格与作者人格的契合所促成的心灵对线]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杜慧敏.晚清文学译介中的。雅~俗”之辨【J].湖南阵忮=趔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38-142.[3]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4]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6[5]蒋云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6]李静。屠国元.作为救亡符号的拜伦哀希腊[J].文艺争鸣,201S(7):64-70.[7]柳无忌.苏曼殊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8]柳无忌.苏曼殊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9】柳亚子.苏曼殊全集(第4卷)[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10]陆草.苏曼殊与拜伦、雪莱之比较[J].中州学刊。1987(4):73.77.[1l】卢晶晶,张徽E.从审美活动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看苏曼殊对拜伦诗的译介[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33-38.[12]罗玉彬阿德勒人格心理学[M].北京:2-gq出版社,2004.[13]穆雷,诗怡.裔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1):12一协.[14]潘红.论曾广铨的现代性译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44-149.[15]潘艳慧,陈晓爱.哀希腊与救中国[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7-102.[16】宋学智,许钧.傅雷翻译实践的成功路径及其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09(6):154157.[17]苏曼殊.曼殊大师全集[M].上海:上海教育书店,1946.[is]屠国元,李静.文化距离与读者接受:翻译学视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46-50.[19]屠国元,李静.距离合法性视角下译者当译之本的知情选择与悄感同构[J].中国裔译,2009(4):13-18.[]王彬彬.翻译是一种相遇[A].许钧.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81-286.[21]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矗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2]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1杨武能.麓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A】.许钧.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62-272.[24]禹玲.外国复仇小说译本与国民性改造之关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tl:941-学版),2017(3):143-148.[25:1张道振,方玲玲.文体选择和译者的价值取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2):113-117.[笳]张定璜.苏曼殊全集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ey[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牡。2007.[27:1朱栋霖.接受影响:审美个性的选择[A].饯林森.中外文学姻缘[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3-165.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关系论”(项目编号:16BYY008)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廖晶,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李静,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裔泽理论与实践。责任编校 石春让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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