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创作背景 2020-03-24 06:06 的文章

近20年来西方拜伦研究综述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拜伦研究一直是比较热的,不仅相关研究机构日渐增多,而且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专著,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纵观近20年来西方有关拜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拜伦诗歌的研究由外部的考察日趋回归文本,回归诗艺本身;对诗人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客观和科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拜伦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诗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国外近些年来有关拜伦研究的现状引介甚少。鉴于此,本文拟对近20年来西方拜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综述。

  【作者简介】杨莉,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西方的拜伦研究一直是比较热的,不仅相关研究机构日渐增多,而且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专著,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纵观近20年来西方有关拜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拜伦诗歌的研究由外部的考察日趋回归文本,回归诗艺本身;对诗人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客观和科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拜伦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诗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国外近些年来有关拜伦研究的现状引介甚少。鉴于此,本文拟对近20年来西方拜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综述。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全世界”(王佐良292)。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对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研究时冷时热,对他的评价也时高时低,虽然如此,拜伦始终没有离开过西方学术界的视野,学者们也公认拜伦是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哪怕是在拜伦研究处于低潮时,学者们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在西方,有关拜伦的研究不仅有从文学艺术角度切入的,还有不少著作从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甚至音乐、精神病学、考古学等角度对拜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总之,西方的拜伦研究不仅视角多样,所采用的理论也是纷繁复杂,比如: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形式主义、性别理论、怪异理论、互文性理论、心理分析等各种思潮和理论。应该说,近几十年来西方的拜伦研究是比较热的——相关研究机构日渐增多,很多有影响的专著也相继出版,相关论文更是不可胜数。纵观近20年来西方有关拜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拜伦诗歌的研究由外部的考察日趋回归文本,回归诗艺本身,对诗人的评价也日渐呈现出全面、客观和科学的特点。在我国,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拜伦这位英国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曾经备受评论界青睐,其影响大大超过了W·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S·F·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P·B·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J·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拜伦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诗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国外近些年来有关拜伦研究的现状了解甚少。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20年来西方拜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综述。

  安格斯·考尔德(Angus Calder, 1942-2008)编写的论文集《拜伦与苏格兰:激进分子还是花花公子?》(Byron and Scotland: Radical or Dandy?, 1989)考察了苏格兰对拜伦作品及政治倾向的滋养作用。通过对拜伦表面激进的自由主义及其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进行评价,该书得出的结论是:拜伦童年对苏格兰语言和宗教的体验确实对其后来的诗歌和政治倾向产生了影响。

  弗雷德里克·嘉柏(Frederick Garber)的《自我、文本与浪漫反讽:以拜伦为例》(Self, Text, and Romantic Irony: The Example of Byron, 1988)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专著中的一部。该书以拜伦作品中的模式为例,对于自我生产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浪漫主义中心问题进行了阐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文森特·纽维(Vincent Newey)和伯纳德·比提(Bernard Beatty)编著的《拜伦与小说的限制》(Byron and the Limits of Fiction,1990)试图就拜伦对小说的态度以及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内在的限制这些重要问题做出解答。书中提出,拜伦本人热情关注自然以及小说的地位,然而常常对后者的重要性产生怀疑。其次,这也是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即日益关注作为完全自治之结构的小说。拜伦的诗歌可以视作对这些关注对象的描述。《拜伦与小说的限制》一书可以对拜伦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在小说中的表现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拜伦得到了非经典领域批评家们的青睐,拜伦的价值也得到了重新评价。马修·司各特(Matthew Scott)在分析这一学术热情的复苏时,谈到了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一批人的前期努力为后人对拜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杰罗姆·麦甘(Jerome McGann, 1937-)精确的学术版本《拜伦勋爵:诗歌作品全集》(Lord Byro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1980-1993)诞生,它汇集了拜伦所有的诗歌作品;莱斯利·马向(Leslie Marchand,1900-1999)在拜伦书信和日记方面所做的工作。在麦甘等人工作的基础之上,杰罗姆·克里斯腾森(Jerome Christensen)、苏珊·沃夫森(Susan Wolfson)和彼得·曼宁(Peter Manning)等人又使之增色不少。这里有必要对杰罗姆·麦甘和莱斯利·马向再花些笔墨。杰罗姆·麦甘是浪漫主义及拜伦研究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是所有的拜伦研究者都绕不开的一个人。加文·霍普斯(Gavin Hopps)将其编纂的《拜伦勋爵:诗歌作品全集》称作是“巨人的肩膀”。麦甘于1989年获美国拜伦协会颁发的杰出学者奖。而马向则是自1968年起,花了12年的时间收集、整理拜伦的书信和日记,于1973至1982年间编辑出版了12卷本的《拜伦书信与日记》(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鉴于马向一生致力于拜伦研究,1982年,美国国家书评界授予他伊万·桑德罗夫奖。

  司各特还提到拜伦研究所涉及的三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领域: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和戏剧。沃夫森和卡洛琳·富兰克林(Caroline Franklin)都写过拜伦诗歌中妇女和性别的问题;奈杰尔·里斯克(Nigel Leask,1958)和弗里德里克·伽贝尔(Frederick Garber)就为被忽视的《东方故事诗》(Oriental Tales)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拜伦的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遗忘了,关于《沙当纳巴勒斯》(Sardanapalus)的浪漫主义研究特辑的出版,尤其是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1937-)的一篇文章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此外,“拜伦也成为涉及文学气候重建的某些新历史主义兴趣的焦点,拜伦曾在那样的气候下写作;与其他经典写作形成对照,拜伦被视为时代的代表”(Scott)。就这两点而言,司各特认为麦甘和克里斯腾森功不可没。浪漫主义研究,尤其是对拜伦的研究从这一时期开始“显示出对社会、政治和个人语境的持续热情,多半旨在把这些因素与地域性团体联系起来”(Scott)。司各特的这一断言确实也为此后的拜伦研究所证实。

  彼得·格雷厄姆(Peter Graham,1958)在《唐璜与摄政时期的英国》(Don Juan and Regency England,1990)一书中指出,拜伦反英雄诗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威尼斯这一国际化都市,它的环境和氛围对拜伦影响很大。尽管拜伦在婚变之后就永远离开了英国,但英国社会对拜伦诗歌创作的影响却难以否认。该书考察了摄政时期英国的社会、政治和艺术气候等在拜伦诗歌中的反映。

  安德鲁·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编著的《拜伦:奥古斯都与浪漫主义》(Byron:Augustan and Romantic,1990)收录的文章关乎拜伦及其作品的影响、诗歌的欺骗性、浪漫主义女英雄以及东方的帝国。对于浪漫主义女英雄,卡罗琳·富兰克林兴趣更甚,她的《拜伦笔下的女英雄们》(Byron’s Heroines,1992)探索了拜伦作品中性别政治的表现。拜伦的性别塑造是以当时的文学语境为背景的,也考虑到了更广泛的政治含义。詹妮弗·华莱士(Jennifer Wallace)认为该书“极好地拓展了日益发展的拜伦政治化的研究”(Wallace 310),但对其试图让拜伦的女英雄与男英雄一较高低,竭力为她们正名的做法颇有微词。

  传统上,批评家把雪莱和拜伦看成是不可调和的死对头,认为两人在性情和人生观上差异很大。威廉姆·D·布鲁尔(William Dean Brewer)的《雪莱与拜伦的对话》(The Shelley-Byron Conversation,1994)认为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的作品并非简单地展示了二者之间相互对立的理想主义和绝望的世界观。该书的特色在于超越了以往研究者们有限的视角,以一种复杂和矛盾的方式对人类的处境进行了探讨。

  安德鲁·厄尔分贝(Andrew Elfenbein)所著的《拜伦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名人》(Byron and the Victorians,1995)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拜伦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的影响的专著,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卡莱尔(Carlyle,1795-1881)、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1818-1848)、丁尼森(Tennyson,1809-1892)、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1803-1873)、迪斯累利(Disraeli,1804-1881)和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身上。该书的重点体现在:一是展示文化生产机构为后期作家接近早期作家提供中介的方式,二是指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对拜伦以及英国文化中的其他名人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厄尔分贝认为,以拜伦为参照来自我定义已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作家生涯的一个仪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并非完全抵制拜伦,相反,作为成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他们通过有关个人发展的小说来定义自我,远离与拜伦自身相关的价值,而选择与其自身相关的价值。

  菲利斯·格罗斯克斯(Phyllis Grosskurth,1924-)的《有缺陷的天使》(The Flawed Angel,1997)于40多年来初次采用了洛夫莱斯(Lovelace)书信集、大量个人文书的收藏,成就了拜伦这一非凡人物的画像。同时,格罗斯克斯也借用了拜伦的书信来完善这幅画像。格罗斯克斯笔下的拜伦情绪易波动,时而狂躁,时而抑郁。自孩童时期起至其最终决定帮助希腊人争取独立,拜伦自始至终都为各种力量控制着。然而这一系列的机能障碍并没有遮蔽拜伦,他的个性魅力依旧熠熠生辉。作者认为,正是拜伦以其不可思议的力量改变了19世纪欧洲文学。

  罗伯特·F·格雷克那(Robert F. Gleckner)和伯纳德·G·比提(Bernard G. Beatty)合作编著的《拜伦勋爵的戏剧:评论集》(The Plays of Lord Byron: Critical Essays,1997)把大量20世纪有关拜伦戏剧的评论收集成册,每篇文章都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该书对拜伦作品中遭到忽视的戏剧类作品的研究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拜伦的诗歌及其与诗人辉煌而坎坷的一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整个20世纪始终都是争论的源头。简·斯特布勒(Jane Stabler)编著的《拜伦:朗文批判的读者》(Byron: Longman Critical Reader,1998)汇集了主要英美学者和批评家关于拜伦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让读者了解新的文学理论如何从各个方面丰富拜伦的作品,并说明他的诗歌对浪漫主义时期历史语境和文学形式之间关系的问题给予了有益的关注。该书收录的文章对《唐璜》(Don Juan,1630)、《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12-1818)和《曼弗雷德》(Manfred,1816-1817)之类的经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新颖的视角,对于诗人知名度稍逊的那些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也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分析。该书的导论部分追踪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拜伦批评的主要进展,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女性主义和怪异理论、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互文性和新形式主义等各种用于分析拜伦作品的当代理论方法。尽管涉及的理论非常庞杂,威廉姆·D·布鲁尔认为该书“并未赋予任一批评理论以特权”(Brewer),而且,尽管斯特布勒给每篇文章都加了注解,其阅读的难度远非其预想读者——大学生所能接受,专业学者倒是该书更适合的读者。

  参考了诗人及其圈子里未曾出版过的书信,路易斯·克朗普顿(Louis Crompton)的《拜伦和希腊之爱:19世纪英国对同性恋的恐惧》(Byron and Greek Love: Homophobia in 19th-Century England,1998)追踪了牵涉到拜伦的许多同性恋事件。作者认为拜伦的同性恋是其第一次希腊之旅及其后来背井离乡的动机所在,也是诗人高傲、孤僻心理的重要缘由。该书集传记与社会评论为一体,对拜伦及其所处时代——19世纪早期的英国社会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在《拜伦与斯塔尔夫人:天生的对立面》(Lord Byron and Madame de Stal: Born for Opposition,1999)一书中,乔安·威尔克斯(Joanne Wilkes)审视了拜伦与斯塔尔夫人的个人关系,从摄政时期的言语交锋,到二人在瑞士的友谊,以及拜伦在斯塔尔夫人去世后对她的颂扬。威尔克斯的着眼点在于二人的文学联系,涉及二人对性别的处理、他们对英雄行为可能性的把握及其有关作家功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解释了性别是如何对每个作家的政治和文学生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威尔克斯对拜伦的政治采取了非常必要的大陆视角,有效地把斯塔尔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赞美置于其最严厉的批评家的语境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虽未见以拜伦叙事诗为专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但以其单个作品,尤其是《唐璜》为主题的探索时常可见。安妮·巴顿(Anne Barton)的《拜伦:唐璜》(Byron:Don Juan,1992)在解读《唐璜》的基础上,揭示了该书内在的连贯性和艺术完整性。莫伊拉·哈兹利特(Moyra Haslett)的《拜伦的唐璜与唐璜传奇》(Byron’s Don Juan and the Don Juan Legend,1997)重新审视了《唐璜》的传奇故事,认为《唐璜》的传奇故事是理解该诗文化和性别政治的重要背景。该书对传统的神话批评提出异议,并运用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理论来考察拜伦的诗和传奇本身。横田—村上隆幸(Takayuki Yokota-Murakami)的《东西方的唐璜:比较文学的难题》(Don Juan East/West:On the Problema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8)对西方和东方(主要是日本)的唐璜进行对比,比较主义被用来重新定义日本的“浪子”,并用于验证唐璜这类人的性别意识。查尔斯·唐兰(Charles Donelan)的《拜伦〈唐璜〉中的浪漫主义与男性幻象》(Romanticism and Male Fantasy in Byron’s Don Juan: A Marketable Vice, 1999)认为,《唐璜》采用传奇故事来揭示浪漫主义和19世纪大众文化背后男人的幻想。通过该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最著名的文学名人是如何在《唐璜》中展示自己的阴暗面的。

  21世纪的拜伦批评发生了诗歌形式的转向,这里的形式被认为是对历史语境的反应并且随之而发生。简·斯特布勒、斯图亚特·柯伦(Stuart Curran)、苏珊·沃夫森等人的研究对此均有涉及。这一时期,拜伦的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视角更加新颖,有的甚至堪称前卫。贝尼塔·艾斯勒(Benita Eisler)的《拜伦:激情之子,声名之制》(Byron: Child of Passion, Fool of Fame,2000)采用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材料,对拜伦的生平及其诗歌作了十分有趣的分析,考察了拜伦的成名、他生命中的女人、迫使他背井离乡的婚变及其备受赞誉的诗歌作品等问题。

  乔纳森·大卫·格罗斯(Jonathan David Gross)的《拜伦:自由性爱派》(Byron: The Erotic Libera, 2001)把拜伦的诗歌放在诸如斯塔尔夫人之类自由派贵族作品的语境中,探索了拜伦的性爱生活与其政治承诺的关系。

  一般认为,雪莱是对拜伦作品影响最大的诗人。然而在杰弗瑞·W·威尔(Jeffery W. Vail)的《拜伦勋爵与托马斯·摩尔之间的文学关系》(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of Lord Byron and Thomas Moore,2001)一书的观点与此普遍看法相左,作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较之当时其他任何作家,拜伦最亲密的朋友、传记作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1779-1852)在拜伦的生活及工作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该书中,威尔对19世纪的原始资料做了大量的考证——包括关于两位作家的数百篇当代评论与文章,以及摩尔的500多封未出版的书信手稿。从拜伦年轻时尝试模仿摩尔早期的色情抒情诗开始,威尔分析了摩尔抒情诗、讽刺诗和民谣对拜伦作品的影响。继而又考察了拜伦对摩尔的影响,尤其是摩尔1816年以后所写的东方叙事诗。1824年拜伦的死讯传到英国时,摩尔就起初委托给自己的拜伦传记的命运同拜伦的朋友和亲戚们发生了冲突。尽管摩尔被迫同意毁掉传记,然而,为确立和维护其朋友的遗产,他又写了一部感情丰富的长篇传记作为补偿。威尔的这部著书增进了我们现代人对拜伦的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也使摩尔作为严肃批评研究的对象受到人们的关注。

  詹姆士·索德赫姆(James Soderholm)编纂的《拜伦与浪漫主义》(Byron and Romanticism,2002)收集了杰罗姆·麦甘20世纪最后25年来关于浪漫主义与拜伦研究的成果。绪论部分是对麦甘的拜伦研究史的一个回顾,尤其是其学术编辑与文艺理论创新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核心部分的论文涉及拜伦,主要是其早期的抒情诗,包含对拜伦与弥尔顿、华兹华斯,拜伦与历史口头诗学,拜伦诗歌的修辞,拜伦诗歌的历史、传记维度,保守浪漫主义的伪善等多个话题的探讨;此外,麦甘还在对新批评及解构主义予以批判的基础上,论证了文学文本的参照性与历史性。

  简·斯特布勒的《拜伦,诗学与历史》(Byron, Poetics and History,2002)就拜伦的诗学形式与其时代的历史争辩的关系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为对浪漫主义时期出版及读者的最新研究的回应,斯特布勒认为,拜伦的诗学发展是当时的文化历史条件及其为英国阅读公众所接受的必然结果。利用这一关于拜伦的书信及阅读的最新的文献研究,斯特布勒追溯了拜伦作品中始终如一的文本间对话的复杂性。

  菲奥纳·麦卡锡(Fiona MacCarthy)凭借《拜伦:人生与传奇》(Byron:Life and Legend,2002)一书完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拜伦研究最重要的作品。这一“期待已久的、权威的传记”披露了许多先前学者们从未考察过的文献资料,探索了拜伦复杂的创作生活中一直以来所不为人知的方面,重新评价了他的诗歌,重新阐释了他精彩的书信,重新审查了诗人同时代人,包括他的朋友和家人、批评家和支持者留下的繁多的记录。麦卡锡的视野全面,对于其研究对象的天赋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涵盖了诗人一生的整个历程,并且展示了诗人死后的声名鹊起以及拜伦在文学、建筑、绘画、音乐、行为方式、性别和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这一重要的新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感性的描绘,重新确立了拜伦作为欧洲艺术最前沿的超凡人物的形象,它有助于人们更充分了解拜伦的生平及其艺术。

  约翰·C·福克斯(John C. Fox)的《拜伦之谜》(Byron Mystery,2003)围绕拜伦夫人(Lady Byron)与拜伦分居之事展开讨论。该书根据原始资料以及公众的反应,彻底考察了1869-1871年的纷争。

  阿比盖尔·基根(Abigail Keegan)的《拜伦的另一个自我和声音:同形异义词符号的语境化》(Byron’s Othered Self and Voice: Contextualizing the Homographic Signature, 2003)考察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和《东方故事诗》,说明了拜伦式人物和英雄的塑造大大归功于浪漫主义时期同性恋含义的矛盾之处。

  德拉蒙德·波恩(Drummond Bone)的《剑桥文学指南之拜伦》(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yron,2004)特邀名家撰文,从文学史、拜伦的生平及游历、出版、政治及拜伦在欧洲的接受等多个角度探讨拜伦的作品。该书将其涉及范围的广度与单个作品研究的精度恰到好处地结合了起来。

  艾特拉·斯坦(Atara Stein)的《电影、小说和电视中的拜伦式英雄》(The Byronic Hero in Film, Fiction, and Television,2004)追踪了拜伦的曼弗雷德作为一个自绝于一切的英雄对其后人心目中的伟人形象的影响——包括《苍白骑士》(Pale Rider,1983),《不可饶恕》(Unforgiven,1992),《终结者》(The Terminator),《异形》(Aliens),《乌鸦》(The Crow),《睡魔》(Sandman),《星际旅行: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和《天使》(Angel)等形象。在这一对浪漫主义英雄类型及其现代同类人的全面研究中,艾特拉·斯坦将自己在学术上的敏锐与一个虔诚的拜伦迷的洞见很好地调和起来。

  自19世纪早期以来,英国、欧洲大陆、美国等世界各地的政治与社会各界的无数人士为拜伦其人、其形象所吸引。约翰·克拉比(John Clubbe)的《拜伦,萨利与画像的威力:托马斯·萨利与他笔下的拜伦》(Byron, Sully, and the Power of Portraiture: Thomas Sully and His Byron,2005)关注的是一位重要画家所绘的唯一一幅拜伦肖像画于美国北部联邦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托马斯·萨利与他笔下的拜伦》从1826年起直至今天一直为私人所收藏,因此从未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1999年发现这幅画像以及200年来有关这一画像起源的说法及其与其他知名的拜伦肖像画的关系入手,作者讨论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美肖像画广阔背景下的研究工作。受到最多关注的是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1769-1830)和他的美国同行萨利。拜伦是作为年青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偶像被加以描述的,美国国庆50周年恰逢萨利开始绘制拜伦的肖像画。作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认为萨利所作的视觉阐释与其所期望表现的拜伦确实非常吻合。

  卡罗琳·富兰克林的《拜伦》(Byron,2007)对于拜伦作品的背景及诸多的解读所提供的介绍可谓清晰易解。它把拜伦生平及其作品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批评史中,对评论拜伦的主要批评文章及其视角进行了介绍。作为“路特里奇文学指南”(Routledge Guides to Literature)丛书的一本,该书各部分互相参照,试图在文本、背景和批评间建立联系,旨在为拜伦研究的深入探索者提供一条必经之路。

  除了上述拜伦研究的专著和编著之外,还有专门论及拜伦的期刊。此外,各种形式的基金、协会等组织也有不少。《拜伦杂志》(The Byron Journal)是拜伦协会每半年一次由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家国际期刊。期刊专门出版有关拜伦的作品、生平以及相关主题的学术文章。自1973年创刊以来,在全球许多国家拥有广泛的读者。除了为拜伦研究的权威以及拜伦周年纪念等重要活动和会议有关信息提供论坛外,期刊也刊发诗人主要作品的评论,该刊一直对自己刊发新书书评的速度引以为豪。《拜伦杂志》的编辑与顾问群中有许多是拜伦研究及浪漫主义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如伯纳德·比提、德拉蒙德·波恩、约翰·克拉比、卡罗琳·富兰克林、彼得·格雷厄姆、查尔斯·罗宾逊和简·斯特布勒等。此刊所发文章还有机会被收录于牛津大学每年出版的《英语研究年度成果》(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其在学界的被认可程度由此可见。

  “拜伦基金讲座”(Byron Foundation Lectures)于1912年由公众捐款设立,讲座的主题不限于拜伦,但必须关乎英国文学的某个方面。基金讲座在多数情况下每年举行一次。近年来,讲座关注的对象为拜伦及其同时代的人。讲座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由诺丁汉大学印刷出版。

  在这些期刊论文中,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主要从作品的主题、风格、创作手法、出版和传播、接受和影响等角度展开讨论。洛仁·格拉斯(Loren Glass)的文章《血缘与情感:〈曼弗雷德〉和〈巴里西娜〉中的诗学》(“Blood and Affection: The Poetics of Incest in Manfred and Parisina”, 1995)对拜伦的诗作《曼弗雷德》和《巴里西娜》中的心理分析主题进行了探讨。

  马克·菲利普森(Mark Phillipson)的文章《拜伦的故地重游》(“Byron’s Revisited Haunts”, 2000)追踪了拜伦文学作品中明显的对自我放逐的迷恋,揭示了拜伦真正流放之后其诗歌创作的进展。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在拜伦的主要作品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艾米丽·A·伯纳德—杰克逊(Emily A. Bernhard Jackson)的文章《新时期的哈洛尔德:恰尔德·哈洛尔德第一、二章与拜伦对权威知识的抵制》(“The Harold of a New Age: Childe Harold Ⅰ and Ⅱ and Byron’s Rejection of Canonical Knowledge”, 2006)认为,这些被忽略了的篇章事实上对于理解拜伦的大作非常关键。这些篇章为即将成为拜伦未来作品永恒基调的主题,即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以及知识诉求有多么值得信赖,提供了最初的例证。

  彼得·W·格雷厄姆的文章《拜伦与其放逐时的乡愁》(“Byron and Expatriate Nostalgia”,2008)考察了拜伦诗歌中的乡愁线索。作者把拜伦比作史诗《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认为拜伦在流亡国外时乡愁始终都伴随着他。

  相对于拜伦的叙事诗而言,其抒情诗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要少得多。这与抒情诗在西方地位一直不高有很大的关系。麦甘却独辟蹊径,对拜伦的抒情诗做了不少的研究(收于《拜伦与浪漫主义》)。该书的编辑詹姆斯·索德赫姆本人也对拜伦的抒情诗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文《拜伦的游戏抒情诗》(“Byron’s Ludic Lyrics”,1994)分析了拜伦被浪漫主义诗歌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原因。拜伦的抒情诗之所以被忽略,源自拜伦的抒情诗与浪漫主义抒情诗传统模式之间的差异,而且前者不符合M·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所设定的任何一种抒情诗模式。

  狄诺·费尔卢伽(Dino Felluga)的文章《“最无声的思想”:拜伦与文本文化的激进主义》(“With a Most Voiceless Thought’: Byron and the Radicalism of Textual Culture”, 2000)探讨了拜伦的诗歌策略。费尔卢伽认为,正是拜伦在各个体系间的位置形成了他诗歌的基本策略——恋物情结的心理分析治疗、文化的文本化、地点的历史化、现在的人类学化、文化的戏剧化。通过这些策略,拜伦的作品做到了不仅仅是对一个阶级,而是对不同阶级、不同地位的所有成员发表意见,这些阶级、地位各异的人出于对当时社会秩序各方面的共同对抗而联合在一起。

  其中,科莱特·科林根(Colette Colligan)在其文章《拜伦〈唐璜〉复制的失控:闺房、地下印刷文化与机械复制时代》(“The Unruly Copies of Byron’s ‘Don Juan’: Harems, Underground Print Culture, and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2005)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有关《唐璜》的争论与淫秽业的出现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且揭示了淫秽业是如何开始在复制媒体、大众消费和东方主义中获得意义的。科林根认为,《唐璜》是19世纪20年代伦敦快速发展的印刷文化中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的支点。拜伦的诗歌日益与地下激进、自由、淫秽的出版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关于通俗印刷品的大众消费和复制的争论。《唐璜》中的盗版使这一争论逐步升温,并最终导致关于诗歌版权的法律研究。

  期刊文章不仅涉及的内容丰富多彩,它们所采用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如对话、互文、叙事、哲学、政治、空间,等等。马克·菲利普森的文章《流亡中的转变:拜伦的〈玛泽帕〉》(“Alteration in Exile: Byron’s Mazeppa”,2003)又一次显示出他对流亡主题的兴趣,该文讨论了拜伦的诗歌《玛泽帕》中对流亡生活的描写,揭示了拜伦诗歌风格的转变。作者认为,正是拜伦所提出的对话体方式促成了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

  芭芭拉·莱威霍费尔(Barbara Ravelhofer)的《拜伦〈异教徒〉中的口头诗歌与印刷出版》(“Oral Poetry and the Printing Press in Byron’s The Giaour”,2005)认为《异教徒》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对话和交流。通过分析《异教徒》中口头诗歌手法的运用,莱威霍费尔发现,《异教徒》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用直接引语来表达的,而且其主要的文本本身由几个声音构成。以上对于拜伦诗歌创作风格和手法的研究对于拜伦对巴赫金的影响,尤其是其对话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拜伦的诗歌作品广泛地吸纳了前人及外来因素的精华,此类关涉互文性的文章为数不少。伯纳德·比提的文章《伊斯兰教中的加尔文:阅读〈莱拉〉与〈异教徒〉》(“Calvin in Islam: A Reading of Lara and The Giaour”,1999)讨论了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表现出来的加尔文教派和伊斯兰教之间可能的相似性,并阐释了加尔文取自圣经叙事的内容对拜伦写作的影响。

  玛丽亚·斯乔伊纳(Maria Schoina)的文章“‘把我们嫁接在外国的树干上’:拜伦的文化适应诗学”(“‘To Engraft Ourselves on Foreign Stocks’: Byron’s Poetics of Acculturation”, 2006)考察了浪漫派对于融入当地文化以及“入乡随俗”的期望是如何表达或表现的。作者认为,尽管拜伦对意大利地点多样化的认同是建构在想象中的,它也是植根于受时空限制的行为并且涉及社会关系的结构。此外,拜伦特殊的意大利融入由于玛丽·雪莱的理论化,被视作是第二文化习得的典范。

  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的文章“‘东方’与‘东方学者’的诗歌:浪漫主义时期文学批评的争论”(“‘Oriental’ and ‘Orientalist’ Poetry: The Debate i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omantic Period”, 2007)探讨了19世纪文学待遇以及东方神话和史诗文学的审美。作者考察了托马斯·摩尔、拜伦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多部作品,描述了他们的批评接受。拉德的结论是,该时期的文学批评要求在非西方文明的外来元素和当前对那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接近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

  叙事理论一般多用于小说分析,在拜伦的叙事诗上也有研究者用到相关理论。斯图亚特·弗洛恩德(Stuart Peterfreund)的《唐璜,惊人的记忆力:〈唐璜〉中费南戈的叙事力量》(“Juan the Memorious: The Feinaiglian Narrative Dynamics of Don Juan”,2006)对华兹华斯和拜伦的英雄观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比较,认为尽管二人同样怀有写作伟大诗歌的抱负,华兹华斯实现这一目的的策略是追求先锋的方法,之后慢慢让位于一种英雄观——牺牲对自我的寻求,服从传统信仰和信念的约束;而拜伦则与之不同,他在《唐璜》里创造了一种喜剧英雄观——通过其叙述的不可信来实现记忆。实现记忆需要的叙事动力归因于拜伦对费南戈《记忆的新艺术》(New Art of Memory,1812)的熟悉,《唐璜》遵循了记忆空间化的传统,而空间化势必通过不可信的小叙事来加深记忆。拜伦在塑造唐璜这一令人难忘的形象时也运用了不可信的叙事手法。

  此外,有关诗人本人(或作品)与他人(或作品)关系的研究也时常可见。彼得·柯克朗的《弗朗西斯·柯恩、唐璜与卡斯提》(“Francis Cohen, Don Juan, and Casti”,1998)讨论了拜伦对作家、翻译家弗朗西斯·柯恩的暗讽,认为《唐璜》的风格和语调来自姜巴斯蒂塔·卡斯提(Giambattista Casti)。

  浪漫主义关于劳作与闲暇的讨论往往只限于对来世的描述。布莱克和拜伦的诗歌中都有相关的描述,区别是,布莱克这一关于来世的版本部分源自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而拜伦采用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伊壁鸠鲁哲学版本(Epicureanism)。布莱恩·戈德保(Brian Goldberg)的《拜伦、布莱克和天堂》(“Byron, Blake, and Heaven”,2002)认为,尽管二者关于来世的观点源自不同的版本,诗人们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如果天堂就是要将我们从劳作与闲暇的差异中解脱出来,因而在克服人类活动纯粹传统的分界的同时解除亚当的诅咒,就需要消除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界限。在二人的诗作中,拜伦和布莱克各自上演了实践智慧、不受法令和条规调控的道德判断,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的天堂理论与生活现实联系起来。

  苏珊·沃夫森的《用拜伦教希曼斯》(“Teaching Hemans with Byron”,2006)以费利西亚·希曼斯(Felicia Hemans)的作品为出发点,讨论于浪漫主义时期拜伦对其作品的影响,作者认为,在研究希曼斯第一个出版阶段她对拜伦的响应时,拜伦式英雄主义的性别轮廓得到了希曼斯敏锐的关注,拜伦式英雄的精彩解说使之欣喜若狂,并对此进行了专业的考察,希曼斯还急切地想把这一受欢迎的类型运用到女性英雄的诗歌中。

  拜伦对女性作家的态度非常矛盾,他的诗歌、书信和日记展示了诗人有关妇女的许多语言和洞察力的证据。他对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哈里特·李(Harriet Lee)、斯塔尔夫人、玛丽·雪莱、伊丽莎白·英奇巴尔德(Elizabeth Inchbald)、哈娜·考利(Hannah Cowley)、乔安娜·巴利(Joanna Baillie)、卡罗琳·兰姆夫人、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和夏洛特·戴克(Charlotte Dacre)的作品曾作出回应,并曾借用和改编。女性作家对其生涯的影响也可以从其叙事诗和戏剧中的女性(和男性)形象的发展上看出来。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s)的《拜伦勋爵的女性主义经典:其建构之见证》(“Lord Byron’s Feminist Canon: Notes toward Its Construction”,2006)关注的是李、英奇巴尔德、斯塔尔、戴克和兰姆对拜伦的影响,其次是拜伦对知识女性如奥克斯福德夫人(Lady Oxford)、墨尔本夫人(Lady Melbourne)以及男性作家如托马斯·摩尔、雪莱和华兹华斯的作品所作出的反应,及其对拜伦性别描写的影响。

  总之,有关诗人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比较文学领域一个常见的话题,而拜伦及其作品因其影响之广度和深度使得这一话题经久不衰。姑且不论拜伦研究在各国的进展如何,各国对于拜伦在本国的接受、对本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都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西方和中国都不例外。

  [50]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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