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创作背景 2020-03-16 04:35 的文章

浅析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构想

  摘要:拜伦的诗歌对东方情有独钟。文中指出拜伦对“东方”的钟情跟他的性格天性和生活遭际有很大关系,本文借对拜伦经典诗作中东方构想,分析作者的“东方情调”的文化内涵及心理动因。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在浪漫主义时期, 英国文人的情趣乃至公众的口味正在被“东方化”, 追逐东方异国情调似乎已成为英国社会的一种时尚, 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以表现东方情调为时髦。1813年, 戈登・拜伦在给好友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的一封信中写道: “把握住东方, 神的旨意, 斯达尔夫人, 告诉我, 唯有如此才是写诗的策略。”[1]拜伦在这里所说的“把握住东方”主要是指, 只要以东方为背景的诗作就能迎合公众的“口味”, 为诗人带来不菲的报酬。就拜伦本人而言, 东方构想并不仅仅意味着追逐时髦和获取丰厚的稿酬。诗人对东方的迷恋深刻而持久, 东方对他一生的影响不是局部性的, 而是整体性的, “在同时代人中, 拜伦是惟一的一个通过把自己融入到东方文化来体验东方的英国人。”[2]在拜伦笔下, 东方总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而又令他们魂牵梦绕的东方, 激情、想像、逃避、孤独、愤懑、自由、解放, 他希望表达的主题无不寓于其中。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拜伦对东方的想像是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范式的集中体现。在《东方叙事诗》中,拜伦不仅把题材地点放在于东方,而且描写的语言也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如《异教徒》中诗人写蕾拉的容貌:“难以诉说她的双眸如何乌黑迷人,/不过端详小羚羊的那双眼睛,/会有助于启发想象,打开你的心灵,/也那么大也乌黑得令人神移魂荡,/那眼睑下闪烁出点点亮光,/她熠熠照人的灵魂就蕴涵其间,象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明亮耀眼。”[3]诗中“羚羊的眼睛”、“杰姆希德的宝石”这样的意象,在中东阿拉伯古典诗歌中是常用的比喻性词汇。蒙昧时代,阿拉伯的诗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词汇和诗歌意象,如悬诗诗人乌姆鲁勒.盖斯的情诗写道:“……她推开我,却露出俏丽的瓜子脸,/还有那双羚羊般娇媚的眼。……”[4]这种描写极富东方色彩和民族特点。拜伦的《东方叙事诗》在语言上表现出极强的东方特色。 比如,诗人在描写景物上也着力渲染东方的地域色彩,模拟东方人的生活情趣。如“一钩弯月在山上闪烁银光,/高挂清真寺上的盏盏明灯仍在左右摇晃,/且说远方火枪的鸣响;/由于过于遥远无法使回声荡漾,/映眼的阵阵枪声的喜庆闪光,/足以证明回教徒虔诚心肠,/今夜斋月的太阳下山了;/今夜,拜兰姆节的宴会开始了;……”[5]诗人贴切自如地描绘了一幅伊斯兰斋月里穆斯林的生活画卷。以上画面既有拜伦对东方的了解 也有来自土耳其的亲身经历,更不能排除虚构。东方对任何一个欧洲人来说,它是既遥远又神秘的地方。对于拜伦, 东方不仅充当了他们进行文学想像的场所, 而且还是他们投射自我政治观点的一个背景, 这是拜伦热衷于表现东方情调的一个动机, 即借异国背景表达政治观点和人生信仰。拜伦热爱东方, 但他对专制制度和奴役者深恶痛绝, 因而他笔下的东方人物形象往往被塑造成反面人物, 如《异教徒》中的哈桑、《强盗》中的总督郗德王爷、《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土耳其奴役者都是以东方恶魔形象出现。这些人物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化身, 而专制和奴役则是拜伦的敌人。拜伦希望通过对东方专制制度的批判, 唤醒希腊人的民族独立意识,激发他们反抗土耳其入侵者的斗志。所以拜伦的东方题材的诗作隐藏了一个共同主题――反抗。拜伦1816 年离开英格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妻子的以及他和隔山姐姐的关系的流言。当时的拜伦在人民大众心目中成了撒旦式的人物,犯下了累累罪恶。这使得当时的拜伦心理压力过大, 为了寻求释放渠道, 使拜伦将眼光转向异国。从1809~1818 年,拜伦几乎都是在异国度过的。他行经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各类人物。英国人文环境的压抑和个人情感的波折引起了他对异国的追寻。统观拜伦的作品,拜伦式的个人反抗的英雄是一个普遍而突出的形象。如异教徒康纳德、恰尔德・哈洛尔德和唐璜。高傲倔强的英雄内心却是无比孤独, 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他们对异国和英国的态度正是拜伦内心的外化反映。浪漫主义者比任何人都更加偏爱流浪, 因为这最能满足浪漫主义者心理上和美学上的需求。对拜伦来说,诗歌中的“东方构想”也只是一个虚拟的场景, 是作者满足他心理和生理上的流浪癖的最好方式。我们可以说,拜伦对“东方”的钟情跟他的性格天性和生活遭遇有很大关系,作为作者的精神寄托点存在于他的诗作中。“东方”对过去的很多欧洲人来说意味着遥远的、神秘的异邦,它是作为边缘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他们很多时候难以及理解那个世界的事情,本身的骄傲感又使得他们将这个世界异化,通过对其进行批判来使自己确信自身代表的文化是优越的。拜伦在其一部分东方想象的诗歌中倾注了对异族人、异族文化和制度等的批判。丑恶的东方人形象如《异教徒》里的哈桑、《海盗》中的熙德王爷,《唐磺》中的苏丹,乃至很多作品中出现的土耳其侵略者形象,等等,这些东方人形象都是以压迫者、侵略者或是邪恶者形象出现在诗歌中的。拜伦对他们进行了讽刺而不留情地批判:一方面指责这些统治者穷奢极欲、滥用武力、鱼肉百姓和腐朽堕落、残暴不仁,另一方面对他们所代表的东方专制制度及伦理文化进行批判。在对待东方女性上,拜伦一方面刻画了许多负面女性形象,比如《唐磺》中的古尔佩霞,伪善假博学的伊涅兹,乃至土耳其后宫里一位看起来令人憎恨的“矮太太”。另一方面又假其他人对其生活和命运寄予了西方人道式的同情,比如同情古尔佩霞要与一千多名女人争夺苏月一的宠幸,伊涅兹得不到丈夫的理解等。拜伦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情况。一方面,东方地域辽阔,国家、民族众多,虽然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一些国家具有扩张性,但并不具有代表性,而西方历史上也有过对东方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虽然如哈桑、熙德、苏丹、古尔佩霞之类的人在东方历史上出现过,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他们所代表的东方制度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的时期内还是起了积极地作用的,东方历史上的也有过不少仁者贤君。浪漫主义者将东方作为装饰性的背景或道具,并对东方文化进行批判与否定,从主观上说可以藉此反观自身文化的流弊,寄托个人的理想和信念。但这种方式造成的一种客观性的后果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东方文化的真实性被掩埋,东方在西方人眼中继续被误读了。[1]Rutherford, Andrew.Byron A Critical Stud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 ].1961.37.[2]Oueijan, B.Naji A Compendium of Eastern Elements in Byron’s Oriental Tales [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ulishing, Inc,1996.[3]辜正坤主编.世界名诗鉴赏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5]拜伦.李锦秀译.东方叙事诗(上)[M].异教徒.海盗[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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