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创作背景 2020-02-14 22:28 的文章

汉语诗歌:叙事的可能性

  在我准备写作长诗时,遇到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使汉语从语言回到言说,即叙述性诗歌话语,二是如何去面对史诗汉语从言说到书写,是一个痛苦的变化过程,即言说被固定成书面语言时,可能舍本求末地丢掉了最具活力的部分

  在我准备写作长诗时,遇到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使汉语从语言回到言说,即叙述性诗歌话语,二是如何去面对史诗,这两点在我们的汉语诗歌资源中找不到借鉴文本。一个在汉语中土生土长的人,面对自己的语言突然有一种茫然失语的感觉,我意识到在我们的汉语中有可能缺少点什么,由此,我认真地考虑了汉语的历史和它的使用问题。

  汉语从言说到书写,是一个痛苦的变化过程,即言说被固定成书面语言时,可能舍本求末地丢掉了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剩下了干巴巴的令人费解的文字符号。由于汉语单字所承担的意义过于沉重,汉字的高度浓缩力影响了书面语言的发展,这在诗歌的表现中尤为突出,以至在人类的语言种类中,汉语这种使用了几千年的古老语种,竟没有产生一部以叙事为主的疏朗开阔的史诗。

  与人类的文明进程一样,汉语从书写回到言说的艰难历程,伴随着历史与文化这两大背景的开放、转变甚至裂变。在这两个沉重的背景下产生的汉语诗歌,在书面语言的强大惯性下,沿着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走到了上世纪初,如果没有白话运动,我们很可能还在古体诗的老路上继续走着。

  具体来说,汉语诗歌的第一重背景是生存历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延续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块土地上,为土地和王权所进行的征战厮杀不曾有大的间歇,一代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以河流分布为主要依托的农耕民族也在历史更替中创建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许多部伟大的史诗。但我们先人的书写没有形成史诗的宽大环境,而是被极具收缩力的古典汉语凝聚成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古代封闭的城池也接受并适应了这一点,以至从奴隶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民族和政权的高度统一反而使汉语收缩得更加板结而紧密,进而愈加远离了庞杂的、民间性的诗歌叙事功能。在日渐紧缩的框架内,诗歌一再地被激情所驱使,并被打造得过于精致和完美。幸而有《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文学巨著从另外的角度担当了史诗的使命,从而使汉语减少了一些书写的遗憾。

  另外,在我们的精神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土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信仰和自信心承受着来自于外部的强势文明和自身内部的宗教缺席的双重压力,使得本来可以站出来承担民族精神使命的汉语诗歌反而在强大的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一个缺少本土宗教支撑的民族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在专心一意书写小巧诗歌的同时,把对文字的把玩和书写也当作一种时尚,甚至产生了以写字为惟一目的的书法艺术。在我们的先人得意之时,史诗宏大的建构在远方的大地上一座座矗立起来,惟独躲开了汉语。

  随着帝制的消亡,沿袭了几千年的农耕时代也渐渐暗淡了,这是人类生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重大的文明转型期带来了它的新的轰轰作响的庞大工业,一个渐进开放的文化流通的大环境使汉语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汉语诗歌也从格律中走出,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突变式地经历了西方诗歌所有的探索历程。另外,随着诗歌向艺术深层的探索,意识形态对诗的影响和干预也在瓦解和失效。汉语诗歌在激变,白话甚至口语也进入了书写的殿堂。这是汉语从书写到言说的一次历史性的回归,语言和言说终于接近并有望成为一体。汉语从 “之乎者也”的僵化书写方式回到鲜活的嘴唇,立刻激发出活力,并为诗歌的叙事性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史诗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框定和预料。

  汉语诗歌的第二重背景是古老的文化。汉语诗歌从《诗经》开始,一直以碎片的形式流传,没有形成宏大的建构。后来,虽然出现过《离骚》《孔雀东南飞》等长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言志为主,没有充分发挥叙事功能,因而绕过了记叙历史事件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向,以至后来走向了更加凝练的唐诗和宋词,以至于元曲发展成为文人墨客手中把玩的小玩意儿。汉语诗歌的内敛性拒绝了宏大事件对诗的进入,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小巧和纯粹。汉语诗歌在古老文化的惯性推动下,沿着它自己的道路走了过来。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

  不仅与少数民族不同,与西方的诗歌传统也不同。在孔子整理《诗经》之前约300年,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在文字形成之初,荷马就以叙事的形式把口头传说固定在伟大的史诗中。在《诗经》之后的100余年内,希腊出现了几个具有史诗性的悲剧作家。比《诗经》早约1000年,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就创作了史诗《亡灵书》。比《诗经》早约1500年,古巴比仑就出现了泥版史诗《吉尔加美什》。比《诗经》晚约150年内,印度出现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史诗。比《诗经》晚约500年、比屈原及《楚辞》晚约200年,古罗马出现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比李白晚约200年、比苏轼早约100年,波斯出现了史诗《王书》。在陆游死后55年出生的但丁,写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端之作《神曲》。还有后来的弥尔顿、歌德、雪莱、拜伦、普希金等,都写出过重要的长诗。而在汉语中,当我们意识到史诗时已经是今天。我们可资借鉴的汉语诗歌传统太精巧、太完美了,以至于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地写着古体诗。我不是说汉语古体诗不好,汉语的古体诗词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其中产生了许多名垂史册的伟大诗人和不朽的名篇。我非常佩服我们的祖先,竟然能够在严规戒律的约束下,写出了那么多纵横驰骋而又不出格律的整齐方正的诗篇。我同时也遗憾地感到,那些精巧方正的小火柴盒式的格律,装下几颗珍珠和钻石还可以,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像《伊利亚特》一样,容纳一场庞大的战争。

  以上两个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走向,已经形成的史实无法再改变。但这样的背景对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汉语文化已经为我们做了漫长的准备和深厚的积淀,此前的一切史诗资源都没有人开发过。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宽阔的语言环境和开放的文化空间,给了绝好的机会,我们已经被历史推到了这一步,没有理由退却。

  我们没有必要被汉语历史上所没有的、西方出现过并被我们仰望以久甚至神话了的史诗所吓住。虽然,从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我们处在语言大裂变的断裂带上,新诗出现还不到百年,创作经验和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但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刺激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在拓宽,对本土文化的深入开掘和重新发现也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另外,汉语从文言的书写方式中松开以后,对口语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在增强,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民族和语言可以产生史诗,而且可以产生伟大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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