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拜伦诗词创作背景 2020-02-13 13:52 的文章

英国诗坛的两位巨人:拜伦和雪莱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地中海的海面上风平浪静,夏日的阳光直射海水和沙滩,阳光下长长的沙滩泛成一片耀眼的金黄;海面光波流连,海水湛蓝湛蓝,连那停泊在海湾深处的一只小船上的桅杆,也在闪闪发亮;紧靠沙滩后岸的一弯墨绿的松林似乎亦镀上了一道金边。

  在湛蓝与墨绿之间的金色海滩上,一群人正在举行一个奇特而庄严的仪式。一具尸体被从沙滩深处挖出来,那是一个溺毙于大海中的青年的遗体。生前,他不曾煊赫于世,但他曾以那美丽的面容,纯洁的心灵和动人的诗歌吸引和感动了周遭熟悉他的人们。当他被海浪送上沙滩时,美丽的面庞已经残缺不全,但人们从青年衣袋中藏着的两本诗集上,认出了他。一位青年默默地肃立在遗体旁边,忧郁的眼神中透出悲伤。

  几位凄楚美丽的年轻女人在低声地啜泣。其中那位有着f06一头金栗色长发和一双淡褐色眼睛、面容清秀、肤色皙白的娇小女子,全身剧烈地颤抖着。她满脸憔悴和绝望地注视着脚下,靠着一个男人的挽扶,才能勉强站立——她是死者生前的爱妻,如今转眼却成了遗孀。有人轻声地说道:开始吧。于是,人们把大量的酒、香料、油和盐洒向死者。酒越洒越多,在死者身边汩汩流淌着。那位身材修长的金发青年走上前去划燃了火柴,投向遗体,火焰腾地一下燃烧起来。英俊的青年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喃喃低语着:“哦,坚强勇敢、英俊非凡的人呵!难道这就是你留下的一切……你象普罗米修斯那样,向天帝宙斯挑战。……可你现在……”青年抬起头来,把悲愤而忧郁的目光投向海天交汇处。

  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死者的衣物和肉体已渐渐化为灰烬,但那颗巨大的心脏依然宛在。在场的人们都惊住了。有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将它抢出火堆。金发青年把目光收回来,注视着眼前的残骸,声音变得激动而高亢: “世上的人们歪曲误解了他。迄今为止,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最慈悲善良,毫无自私之心。而在那些出入上流社会沙龙客厅里的绅士君子中,只有他是最完美无缺的。”

  那位跃入大海的英俊青年,后来曾深深感动过一位名叫鲁迅的中国人——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父亲,几乎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都为他而自豪;而那位在海滩边被火葬的死者,曾被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思想领袖、德国人恩格斯誉为“天才的预言家”。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on)和波西·比希Noel·雪莱Byronf07(PercyBysshe Selley)。

  乔治·拜伦和波西·雪莱是彪炳近代世界文坛的一双璀灿巨星,也是十九世纪英国家喻户晓的两个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都出生在英格兰群岛,在英吉利的海峡凌厉强劲的海风中吹拂长大,因此享有那个海洋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秉性:他们热爱生命,更酷爱那赋予生命以形貌和声音的源泉:海洋——那拥有地球上最多量的空气、水分和阳光的海洋。正象他在火葬雪莱时表现的那样,拜伦一生爱水,爱海洋。他是游泳的好手,在自然荒野的湖泊海洋中,在雨骤风狂的人生海洋里。他曾以一小时零十分的成绩,从塞斯托斯游到阿比杜斯——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他为此而自豪了一辈子。他也曾驻足意大利和希腊的海岸边,以一种民间传统中的海盗英雄式的无畏气慨,积极参与和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反抗暴君、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雪莱不会游泳,但他却一再闯入变幻莫测的水域。那年,当他被祖国遗弃和放逐时,他曾和心爱的人儿一起横跨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而在他尘世间的生命临近终点时,他却神态平和、心绪安详地吟诵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和同时代英国诗人济慈的作品,任凭身下的小船在狂暴的海浪中颠簸摇晃。两位诗人的友谊正是在水边开始的。六年前,他们相识于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畔;六年后,他们的人世间情缘在意大利维亚雷焦镇的地中海沙滩上结束。质本洁来还洁去。雪莱魂消大海了;拜伦的生命最终也为水——大海的精魂所勾摄。在海滩边的火葬仪式过去一年又八个月后,一场热带雨季的飘泼大雨,结束了十九世纪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一对饱尝人间风雨的青年诗人,如同他们后来那如日中天的文坛盛名,他们生前死后的经历也是那般相似。他们恪守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以及他们立身处世的生活方式,均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祖国所不容,他们只好被迫先后永远逃离那个国家;即使在他们死后,也未能魂归故里,安眠家乡。那个国家的政府和教会,拒绝在其据说专用来安葬伟人或名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为他们留下一寸安身之地。那年年底,雪莱那颗巨大的心脏遗骸及骨灰葬入了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块新教徒墓地里。墓地的石碑上镌刻着两个拉丁词:CorCordium(众心之心)。而在1824年 7月16日,拜伦的部分遗骨被安葬于英格兰诺丁汉郡纽斯台斯附近的哈克诺小镇一个偏僻的教堂内,墓碑上镌刻着如下的铭文:“这里安息着乔治·戈登·拜伦的遗体。他是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正当他在为恢复希腊往日的自由和光荣英勇奋斗时,却于1824年4月19日逝世于希腊西部的梅索郎吉昂。”拜伦的心脏则安葬在他为之献出生命的希腊境内。

  拜伦和雪莱是英国文学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星空中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座。他们走过了相似的生活轨迹,有着相同的气质、信念和才华,他们的作品也以同样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详尽介绍了拜伦和雪莱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重点分析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从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今天,生活在英国伦敦的人们很少能有机会领略那曾经是灰蒙蒙的“雾都”风味了。或许,好发幽古之思或专猎奇情异物的游人还会特意来此寻觅或体味一番其中乐趣呢。但在十八、十九世纪,那笼罩全城,终年不散的大雾,几乎将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1788年1月22日,在伦敦城的霍雷思街十六号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一位脾气怪戾,临床分娩的产妇,正由于这可恶的天气而加倍地痛苦和暴燥。她在床上辗转挣扎着,同时发出尖利的叫喊……终于,“哇”地一声,婴儿出生了。保姆走过去把婴儿抱起来,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是个男孩,模样俊着呢。”她转身第一次向产妇叫道。“哼”,产妇转过身去,再也不吭声了。

  这婴儿随后被取名为乔治·戈登·拜伦。戈登,这是他母亲—-那个在产床上大叫大喊的产妇——家族的姓氏。这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根据某条遗嘱性的规定,凡戈登家的后裔均可享用这个名字。

  两年前,当戈登小姐在巴斯温泉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约翰·拜伦上尉邂逅的时候,她是一位拥有二万三千英镑财产、并且其中三千镑是现金的苏格兰的名门闺秀。他们一见钟情。凯瑟琳·戈登小姐父母双亡,还未从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她迷上的是对方漂亮的容貌和动人的谈吐。约翰·拜伦上尉前妻刚去世不久,正穷愁潦倒,债台高筑。他看上的是苏格兰女继承人衣袋里的财产,据说戈登小姐在盖特还有房产和鳟鱼场,在阿伯丁银行还存有股金呢。他们急不可待地当即在巴斯结了婚。这一对情侣选择的婚期和地点是那样浪漫而具有反习俗性质。这一天是1784年5月13日。在西方古老的风俗里,这不是一个吉利的日子,而且,新娘的父亲就是在巴斯温泉溺死的。

  婚后不久,拜伦太太很快就发现拜伦上尉不仅仅在衣着外表上是那样风流倜傥,他在花费掉太太的财产上是同样地潇洒大方。他有着那样多的消灭财富的嗜好:赌博、饮酒、游荡,夜夜跳舞和狂欢。女继承人的财产奇迹般地消失了:鳟鱼场卖掉了,阿伯丁银行的股份出让了,盖特的土地和房屋也抵押了。他们不得不离开戈登家族原有的领地,从苏格兰迁往英格兰,再移居巴黎。

  约翰上尉旧习不改。他成天游荡,继续消耗着那抵押掉妻子的房地产后所剩无几的钱财。拜伦太太此时已经怀孕了,她独自一人回到英国,在伦敦觅到了一处住所。孤独,寂寞,经济拮据,而又缺乏温情抚爱的孕妊期是难以忍受的。每想及此,想到那还在巴黎挥霍游荡的丈夫,她就怒火中烧。但当负债累累的约翰上尉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并将那哀怨祈求、脉脉含情的目光投向她时,她又不禁心软了下来,服服贴贴地从她名下并不宽裕的存款中挤出一笔笔钱向他递去。浪荡子拿到钱后,很快就从门缝中消失了。待拜伦太太醒悟过来后,她会变得愈发怒不可遏,抓起身边的衣服就撕,抓起桌上的盘子就砸,或者扔向家中的仆人。当小拜伦出生后,这孩子就成了她掷物的目标和宣泄怒火的对象。

  凯瑟琳·戈登·拜伦长相平平,个子矮小,有着长长的鼻子和深深的肤色。但她却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世代享有盖特的领地。第一代的威廉·戈登爵士是亨特利子爵和安娜贝拉·斯图亚特的儿子,威廉的母亲是亨利二世的妹妹。但自从拥有了盖特的领地后,暴力和不幸的影子似乎也就伴随着这个家族。威廉溺水而死;第二代遭人谋杀;第三代、第四代因杀死他人而被送上绞架。她的父亲据说也是自杀而死。到她出生长大的时候,荣耀和辉煌早已远离戈登家族而去,剩下的只是凶残暴虐的氛围和几代悲剧的阴影;只有那两万多镑的财产还能给人以些许慰籍。

  然而,这一切已经随着约翰·拜伦上尉的到来而不复存在。当这次愚蠢或许是纯粹功利结合的产物即将出世时,她几乎已经一文不名,她最需要的人儿也不在身边。她不能不气愤、发怒、骂人、砸东西。何况,那戈登家族的暴虐根性不会对她没有丝毫影响。

  乔治·戈登·拜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来到人间世的。他在仇恨和咒骂声中出世,也在仇恨和咒骂声中长大。起初,他只是母亲对父亲满腔怨仇的替代物。但在他开始蹒跚学步时,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拜伦太太突然发现,孩子的脚是跛的!

  表面上看,孩于的双腿没有任何异样,但一迈开步子,一只脚的踝骨就变得软弱无力,只能踮起脚尖走路和站立。母亲发疯一般地四处觅医求方;给孩子定做特别的靴子;每天晚上用绷带裹脚。小拜伦因此还得承受肉体的折磨。日复一日,效果甚微,母亲失望了。种种不顺心,使她变得加倍地烦燥和愤怒。于是,孩子的跛脚也变成了她诅咒的对象。

  小拜伦自幼对母亲没有好感,但对父亲却不然。约翰·拜伦上尉是在小拜伦三岁那年死去的。小拜伦对父亲怀着深深的崇敬和亲切感。他没有理由不对父亲怀有好感。每次父亲回到家中,脸上总是洋溢着希冀和微笑地向着母亲(讨钱和借债)。因此,在小拜伦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在慈祥地微笑。这段温馨的记忆将伴随他的一生。

  小拜伦的父亲约翰·拜伦上尉同样出生于一个门弟高贵、但却具有狂暴秉赋的家族。如果一直往上追溯,他的祖上是随着征服者威廉从法国的诺曼底来到英国的贵族拉尔夫·德·伯隆的后裔,因屡建战功,曾被王室封为男爵。小拜伦的祖父杰克·拜伦曾官至海军中将。他曾参加过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战。由于他每次出航总会遇到可怕的天气,人们称他为“暴风杰克”。小拜伦的伯祖父被人称做“邪恶的勋爵”。因为一件鸡毛蒜皮小事,他同他的表弟查沃思决斗,最后杀死了对方。贵族的身份保住了他的性命,却从此臭名远扬;他的妻子也不得不离开了他,其独生儿子也违反他的意愿与自己的亲堂妹成了亲。“邪恶的勋爵”于是把邪恶的念头转向自己的庄园纽斯台德。这里从前是一个修道院,绿树成荫,驯鹿成群。“邪恶勋爵”命人把园中的树林砍个精光,杀死园中的几千头驯鹿,让肮脏的女仆在寺院中发号施令,让一队队蟑螂在自己身上纵横驰骋。

  小拜伦的父亲约翰本人虽然年轻时在法国陆军学校受过训练,毕业后加入英国卫队,当了一名上尉军官,并曾前往美国作战,但他从本家族中继承更多的是他伯父的放荡习性。他纵情享乐,挥霍无度。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疯约翰”。有一位宫廷大臣的夫人卡马森女侯爵为他那英俊的外表和军官派头所征服,遗弃了丈夫和三个孩子,带着父亲留给她的四千镑遗产,同他一起逃往法国同居。约翰上尉很快将女侯爵的钱财挥霍一空,同时对她予以肆意虐待。女侯爵在为约翰上尉生下了一个女儿不久,即抱恨死去。那个自幼丧母的小女孩就是后来对拜伦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异母姐姐奥古斯塔。

  当约翰·拜伦上尉在他后来娶的妻子,也就是小拜伦的母亲那里再也挤不出油水以后,他也就不再光顾家庭,成天东挪西借,在巴黎瞎混。荡子最后的境遇十分潦倒:商店的老板拒绝给他赊账,没有衬衣,没有外套,只剩下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他死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一个小镇上,据说是自杀而死。

  父亲去世后,小拜伦的境遇并没有好转。拜伦太太始终诚心诚意地爱着她的丈夫,上尉的死,徒增加了她的痛苦。她的心情也更加恶劣,脾气变得越发喜怒无常。有时,她会在亲戚和友人面前,极口夸赞自己的小宝贝,称他为“听话的宝贝儿子”,“宴会上的一朵花”;有时,她又会当众嚎陶大哭,斥骂小拜伦是同他父亲一样坏的“小狗崽子”;刚刚把他按在床沿上狠命地痛打,转眼间又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吻个没完。小拜伦既是不幸的母亲排忧泄忿的对象,也成了她悼亡抒情的人生寄托。

  痛苦和磨难,先天的残缺,畸形的母爱与不幸的家庭环境,常常使一个孩子变得敏感而早熟:极度地自卑,又极度地自尊。每夜每夜地缠脚裹脚,邻人投射过来的好奇而挑剔的目光,都在提醒着小拜伦,他不是一个健全的小孩。羞耻和痛苦,使他那双童年明亮的大眼睛布满了忧郁的影子。身有残缺的孩子,往往有着较正常孩子更强烈的自尊心;更何况,父母两系家族的狂暴血液也在小拜伦的周身血管中奔流着呢。他能忍受一切痛苦,却不能容忍任何人哪怕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触痛他的疮疤。

  有一天,保姆带着他在街上散步,一个女人盯着他的步态,叹息道:“多可爱的孩子!可惜瘸了腿!”小拜伦立时愤怒起来,他举起玩具皮鞭扑向那妇人,大声叫道:“不许你这样说!”处处感到失望的母亲有时也拿他的残疾出气,骂他是“小瘸鬼”。小拜伦忍无可忍,他流着眼泪悲愤地回敬母亲: “可这是你的过错呀!”说着,就拿起桌上的小刀向自己的胸口刺去。仆人及时抢走了小刀,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1823年4月,在热那亚,拜伦向前来拜访他的一位妇人(布莱辛顿夫人)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常常回顾我童年时代的日子,回想起我那个时期里感情的强烈,我感到惊讶不已——最初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我可怜的母亲,在她之后,是我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笑骂,我开始把我的跛脚视为我最大的不幸,我从未能克服自卑感。征服一个人的畸形在头脑里产生的腐蚀人的苦恼,需要天性中伟大美好的素质,而这种苦恼使人对整个世界的感觉都变了味。

  不过,母亲毕竟是母亲。在小拜伦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深挚爱着自己的母亲。每当他去为他讲授希腊文的教师家的花园里采摘苹果时,他总记挂着要给他那亲爱的“可怜的母亲”带些回去。一次,母子俩大吵一场后,小拜伦和他的母亲都跑到附近的药店,打听对方是否来买过砒霜,并反复叮嘱店主,千万不要把毒药卖给对方,以免对方服毒自杀。在他成年后,当他获悉母亲去世(拜伦太太于1811年8月1日病逝)的噩耗时,他那剧烈的痛苦反应,令看到他的人们深感震惊。

  婚姻或爱情遭遇不幸的母亲,总是把期望和爱怜加倍地寄托在孩子身上,虽然方式和效果往往大相径庭。小拜伦发蒙很早。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学校。比这更早的时候,母亲和保姆格雷就开始给他朗诵 《圣经》和讲述故事了;还常常要他朗读赞美诗。拜伦聪颖过人,学校里传授简单的知识很快就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教师也自叹“难以驾御”。母亲虽然时时感到经济恐慌,但还是设法请了两个大学教授为孩子辅导历史、宗教和拉丁文;她还应小拜伦的请求,从公用图书馆里买来了描写希腊、罗马、土耳其历史的故事书籍。小拜伦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将使他裨益终生。

  他读《圣经》,也读《一千零一夜》,还读过好些描写旅行和冒险的游记。东方的神秘和奇丽风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虔信宗教的保姆和拉丁文教师讲述的宗教故事以及炼狱魔鬼的神话传说中,小拜伦体会到了一种恐怖的快感。人们从拜伦后来创作的《曼弗雷德》和《堂璜》中,多少能发现这种早年教育的印记。

  最令童年拜伦陶醉的却是英国游记作家约翰·穆尔的小说《泽卢科》。小说中的主人公泽卢科与他有着同样的童年经历,自幼丧父,母亲教育不当;自己有着炸药般火爆的脾气,任性而残忍。泽卢科后来当了爸爸,却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小拜伦在阅读小说里泽卢科的受虐和虐人的过程中,似乎体味到了一阵阵的快感。难道他是在寻找一种自身境遇及其排遣的替代物,还是从主人公身上发现了自己熟悉的某些东西?

  有一天,拜伦太太突然获悉,“邪恶勋爵”的独子已在科西嘉阵亡;小拜伦如今成了勋爵爵位、纽斯台德庄园以及所有家族财产的继承人。一阵狂喜过后,她脑子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写信要求“邪恶勋爵”提供足够负担小拜伦进入贵族学校学习的费用。“邪恶勋爵”没有回信。一想到那个守寡的侄媳妇以及她的瘸腿儿子正在翘首以盼地等待着他一命归西,以便前来接收遗产,他就以十倍的邪恶和百倍的干劲来摧毁庄园和庄园内的一切财产。母亲只好让孩子继续在阿伯丁学校读书。她执拗地相信,天命更胜于人算。

  1798年5月,即小拜伦十岁那年,母亲苦苦地等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邪恶勋爵”去世了。

  这件事,无论对拜伦,还是对拜伦的母亲,都是一个极其重大而令人激动的事件。拜伦太太庆幸自己从此身价百倍,而小拜伦在他第二天上学时,发现校长点名时不再是毫无表情地呼他“拜伦”,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他“拜伦男爵”时,他竟激动得咽不成声,那个平常念惯了的“到”字再也说不出口,他最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他们的生活即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年秋天,拜伦太太卖掉了全部家具,与保姆一道欢欢喜喜地陪同儿子离开了阿伯丁,去纽斯台德接受那两千多亩庄园的家族遗产。下面一件事足以说明拜伦太太对儿子的继承人地位是如何地得意。那天,当走近庄园的铁栅门时,她假装一无所知地询问看门的女人:“这个庄园是谁的呀?”看门人回答说:“是刚刚去世的勋爵老爷的。” “那么,继承人是谁呢?”“听说是住在阿伯丁的一个小男孩。”“瞧,他就在这里!向他祝福吧!”旁边拜伦的保姆再也憋不住了,话语冲口而出。拜伦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拜伦太太很快就让小拜伦转入了格雷尼博士在达尔威契的寄宿学校。后来,为了使拜伦与他的贵族地位相称,又于1801年1月,将他送入离伦敦不远的哈罗公学——英国的贵族子弟学校。

  从这种巨大的变化中,内心敏感而又继承了母亲冲动激情的小拜伦发现或领悟了什么呢?他看到人们从前是如何不加掩饰地对他那喜怒无常、丧失了优雅教养的母亲表现出轻鄙和蔑视,而在其儿子继承了贵族身份,成为勋爵后,又显示出怎样的毕恭毕敬;他看到自己从前作为一个又瘦又跛的小男孩怎样到处受人唾骂和歧视,而转眼之间人们却对他笑脸相迎,奉承备至。种种巨大的现实反差,使他切切实实地体味到了显赫的贵族身份及财富所具有的那结实而硕伟的分量和光泽。由此,他看透了人世间到处浮现的虚情假意和伪善欺诈。他鄙薄和憎恨这一切;但同时,他也发现了名誉和地位的无限魅力。指出上述两点对理解拜伦绝不是没有意义的。拜伦后来在其诗歌作品及其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愤世嫉俗倾向,对人性的卑劣和伪善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度的厌恶和憎恨,对自身的所谓高贵血统和家世渊源的时时标榜,还有他在社交活动及友人来往中流露出来的对对方贵族身份地位的兴趣关注,以及他一生对荣誉的孜孜追求,与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经历有着非常紧密而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文学斗士鲁迅少年时代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么?所不同的是,鲁迅是由早期小康遽尔走向困顿,拜伦则是由贫寒窘迫转向富贵荣耀。但就在这毁誉荣辱的升沉起伏中,彼此都摸触到了那涌动社会底层的暗流,把握住了人性本质以及生活真蒂的两面性。

  但是,拜伦从来没有忘记他那与生俱来的遗憾——跛脚。现实中人们那奇异的目光时时提醒着他那致命的痛处。残疾可以使一个人自卑自馁,向内心萎缩,把酸涩的苦酒往自己的心田深处灌注,自外于正常人生,同时又将恨世的眼光投向他人;残疾也可以使一个人自尊自强,向外部发展,以比身体健全的人更坚强的意志和韧性,更出色的技艺、才华和智慧,来报复上天的不公,弥补自身的缺憾。拜伦生性高傲,他恰恰能将此二者兼备于一身。在学校生活中,他学习并不十分用功,但却喜欢游戏,喜欢体育运动。并且很快表现出杰出的体育才能。他骑马,游泳,驾车,拳击,打板球;他是优秀的棒球选手,更是第一流的游泳健儿。在哈罗公学,他曾取得全校游泳第一名的成绩。当别人为他在水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泳和潜泳表演拍手叫绝时,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到那种四肢健全的正常人无法体验和领略的巨大快慰。离开了陆地,回到水中,恍如回到了高级生命的原初时代。在水里,他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这是他一生那样爱水,爱游泳的重要原因吧。

  不过,小拜伦在学校更出名的是他的打架本领。他骄傲、勇敢、冲动、好斗。如果说他在家里与母亲屡起冲突的原因,是他不堪忍受母亲对他残疾的辱骂的话;在学校里,这更成为他不可侵犯的禁忌。他常常以主动的进攻取代被动的防御,更对对方的打击施以加倍的回击。

  他富有侠义心肠,常常出面保护比自己年幼的同学。当时的英国公学中流行着一种“学仆”的陋习,入学的新生要充当高年级学生的仆役,任其差使打骂。一次,一个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学生正在打骂他的学仆,拜伦走上前去,自知力薄不敌,便问那大男孩要打多少下,自己愿意为那个小同学分担一半鞭子。那位小同学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

  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于向逆境和困难挑战,拜伦的这些突出性格特点在他少年时代已露雏型。

  了解拜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有必要提及拜伦母亲对小拜伦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力。如前所述,拜伦太太对少年拜伦早年性格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拜伦后来对母亲憎爱交感的回忆以及他的生活道路,始终证明了他从未走出母亲的影子。这种影响的正负效应交相掺杂,难以评说。然而,母亲对他早期及后来政治倾向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具有正面意义的。戈登·拜伦太太的母亲家族好几代都是英国辉格党人,拜伦太太本人也是辉格派。同当时执政的保守的托利党人相比,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多少具有一点进步的倾向。它同情法国大革命,赞美拿破仑。母亲也把这种同情和赞美带回家中,并且灌注到了小拜伦身上。下述事实足以看出拜伦太太对儿子的影响。在哈罗公学时,小拜伦曾把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的半身像捧回学校,并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成年后,拜伦在跟母亲的通信中经常发表对社会、政治、议会两党及其斗争的看法。 (有多少儿子会同母亲在通信中谈论政治呢?)他后来把对那位滑铁卢的失败者的崇敬保持始终;并且,由早年的同情革命而最终走向革命,由向往自由而走向为自由奋斗捐躯。

  凡读过拜伦的诗作以及有关他的个人传记作品的人会很容易地发现,拜伦身上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异性美的强烈感受和对爱情的持续不倦的热烈追求。当然,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拜伦具有一种使无数女子为之倾倒和着迷的品格质素,一种与众不同的男性魅力。在本书的引言中,我们曾对拜伦英俊的容貌给以简单的勾勒,这里,我们愿意再引用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下列描述:

  至于讲到诗人,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所有最优秀的诗人我都见过——可是,尽管彭斯有一双能够想象得出最有神采的眼睛,我却认为,除了拜伦,其他人的容貌都称不上是艺术家心目中的出色人物。他们的肖像画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神采虽有,但表现不出来,够不上光彩照人。唯有拜伦的容貌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最美的形象。

  无疑,拜伦对他自身的英俊容貌心知肚明,并且为之骄傲自豪。在他一生中,他有过许多次恋情,也有过流于轻浮的逢场作戏。不能说他在与众多女子的恋爱中没有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和对异性的特殊吸引力;而他那如日中天的诗名和勋爵身份对追求时尚、爱慕虚荣的上流社会的贵妇淑女亦极具魅惑。但在更多的场合,却是他那身体内部蕴藏的强劲生命力的涌动和真诚的情感流露。

  有关传记材料提供的故事说明,拜伦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性早熟的倾向和爱情的冲动。五岁那年,在他大病一场后,母亲带他去乡下养息身体。在那里,他遇上了一个有一头金色卷发的乡村姑娘。无论长幼,异性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力,拜伦发现自己在这位名叫玛丽的姑娘面前,总是感到一种强烈而温馨的激动。九岁时,他又爱上了年长他好几岁的表姐玛丽·达夫。他们在一起散步谈话,一起游玩嬉戏。白天,他常常坐在她的身旁,轻轻抚摸她金色的发丝,凝视她那漂亮的容颜;晚上,他在脑海中一遍遍勾勒她那美丽的倩影,温习白日间的交往和谈话,以致夜不成眠。拜伦在二十五岁时曾回忆过此事:

  我后来还一直思念玛丽·达夫。在我当时的年纪,我还不知道情欲为何物,甚至连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懂。可我对这个姑娘却是那样一往情深,以致寝食俱废,线年的那个假期里,拜伦第一次见到年长他一岁的表姐玛格丽特·帕克。在少年拜伦看来,她“仿佛出自一道彩虹,全是美和宁静。”他深深被她吸引住了。少女纯真的美不仅拨动了他的心弦,而且激起了他的写作冲动。他生平创作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这位具有希腊美的表姐的,可惜已经失传。

  十五岁那年,拜伦从哈罗公学回到纽斯台德庄园度暑假。在毗邻的庄园里,住着美丽的玛丽·安·查沃思小姐。她的叔祖父查沃思先生,就是在那场无聊的决斗中,被“邪恶勋爵”杀死的。然而,这一对表姐弟之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嫌隙。他们一起骑马在草原驰骋,或者爬上山顶纵目远眺。拜伦把玛丽·查沃思视为理想的美人,看作崇拜的偶像,他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爱得那样如痴如醉,只要看到她的金色长发或婀娜身影,他的心头顿时会充满无限爱意;如果得到玛丽的回眸一笑,他将整天沉浸在灵魂的震颤和甜蜜的幸福之中。漂亮的女性总是成熟得很早。玛丽当然不会不从拜伦时时投向她的爱慕的眼神中猜到什么,她还送过拜伦一枚戒指和自己的一幅肖像呢。但她已经与一位年轻的绅士订了婚,而且显然从未考虑过要与一个年幼两岁的跛脚少年发展感情的可能。不过,有一个痴情而博学的男性崇拜者紧紧偎依在自己身旁,对少女的虚荣心是极大的满足。哪一个女子不喜欢男人欣赏自己呢?

  一天晚上,拜伦听见她对侍女说道:“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个跛子吗?”听到这话,他晕晕糊糊地转过身子,冲入黑暗之中。这句话尤如晴天霹雳,在他的一生中一直经久不息地在他耳边震响。

  明白了真相后,虽然痛苦万分,拜伦仍然无法抑制自己对对方的恋情。第二天,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又来到查沃思的家中。甚至到了暑期结束的日子,他也不愿返回学校上课。

  这是他的第一次真正的初恋,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失恋。他尝到了爱情失败的苦涩滋味。失去的常常使人误以为珍贵,未得到的往往令人更加留恋。

  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恋情。1808年,他曾写过一首诗《答一位淑女》。在诗中,他把玛丽的结婚看作是自己象亚当失去乐园。诗中写道:

  1816年在日内瓦莱蒙湖畔的狄奥达蒂别墅里,他流着眼泪写下了一首题为《梦》的二百几十行的诗,深情地追忆了这一段梦幻般的恋情。然而,与玛丽的恋情在他心中留下的不仅仅是少年憧憬的破灭和痛苦的记忆,也使他对女人的爱慕虚荣和浮华不实产生厌恶和憎恨。后者在他后来对女性的认识及与女人的情感交往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拜伦最初的几次对异性的爱慕冲动和恋情中,以及他后来的多次重大情感纠葛里,他所喜爱或钟情的女子都比他年长。显然,青春萌动、情窦初开时,少男少女们初次爱慕或偷偷寄予恋情的人儿常常就是他或她所崇拜钦佩的对象。对男孩子来说,他初恋的人儿往往较他自己年长。但对童年生活颇为不幸的拜伦来说,并非仅仅如此。他从未享受过父爱;母亲的那种奇特而暴虐的性格,使他难以汲饮到母爱的甘露。保姆格雷是他在家中所能接触到的另一个女人。但她也是那样粗鲁,并且行为放荡。于是,这种早期深受压抑的渴求母性的爱抚和温存的天性只能转向家庭之外、而又与其关系亲密的异性女子。胸中的美丽偶像隐然成了替代母亲;童年未获得的慈爱和抚慰,只能在成年后予以加倍地寻求和索取。这就是他何以爱情那样早熟的原因所在,也可多少说明何以他早期的恋人大多是他的表亲姐妹。

  其实,拜伦自己就曾说过:“在女人面前,会感到一种非常温柔的东西——一种莫名其妙的影响,即使一个人并没有爱上她们。”他在另一处写道,他喜欢女人待他“象一个宠爱的,多少有些鲁莽的姐姐”。叙述拜伦一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辉煌诗作,不可能不提及他与女子的交往和情感关系。他与女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在私生活中也绝非无懈可击(关于拜伦的女人观,后面还将提到)。拜伦曾经征服过无数女子,也曾拜倒在若干女子的石榴裙下。许多女人都对他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但真正在他的成年生活中,对他的思想及其命运产生过重大作用的,是下述三位女性。她们分别是:拜伦的异母姐姐奥古斯塔,拜伦的妻子米尔班克和拜伦的最后一位情人特瑞萨。

  奥古斯塔在母亲去世后,就被接到外婆家居住。因此,她从未与异母弟弟拜伦谋上一面。直到外婆去世,那时拜伦已经十六岁了。她当时是二十岁,两人才相识,并建立了通信联系。拜伦很快把奥古斯塔视作自己的知己朋友,有事总爱写信向他姐姐倾诉。他在信中坦诚剖白对爱情的看法,也毫不隐讳地表达对坏脾气母亲的厌恶之感。但两人的线年。那时,拜伦已经与米尔班克结了婚,正准备去地中海旅行。他突然接到了奥古斯塔的来信。信中奥古斯塔表示希望同他住上一段时间。拜伦当即放弃了出游的打算,让夫人单独乘船去旅行。那天,当拜伦在贝尔特街的公寓里见到奥古斯塔时,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温柔的激情。此时的奥古斯塔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婚后的生活很是不幸,丈夫是个糟塌钱财的花花公子,家中常常穷得揭不开锅。沉重的家庭负担和丈夫欠下的赌债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这次就是因为不堪无良丈夫的拆磨,才前来投奔她的弟弟。

  从有关材料看,奥古斯塔是一个单纯善良、温柔宽厚、幽默乐观,却缺少点睿智的女子。她说话含混糊涂,常常前言不搭后语,具有孩子般的天真和稚气。女人在男人面前常常装作一幅混沌无知、纯洁天真、憨态可掬的的样子,但奥古斯塔却是出自本身的天性。在奥古斯塔面前,拜伦觉得轻松宁馨,亲切自然。她理解他,关心他。他可以无拘无束地放言高论,可以自由自在地开怀大笑;无须设防,不用顾虑,彼此配合默契,融洽无间。他发现,姐弟俩还有那样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家族的羞怯性格,在人多的场合总是沉默寡言;他俩都爱皱眉撅嘴;连彼此的像貌也是那样相似。虽然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脸上布满憔悴,但在拜伦的眼中,她仍然是那样风姿绰约,神采依然。

  耳厮鬓磨,朝夕相处,姐弟俩的关系很快冲破了世俗情感的藩篱。他俩真正相爱了。他们既是一对情意绵绵的姐弟,又是一双如胶似漆的情侣。第二年的1月17日,两人双双去了纽斯台德,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与奥古斯塔的相亲相知,使当时深深厌倦上流社会华靡生活的拜伦在都市荒漠中找到了一片绿洲,同时极大地激发起他的创作欲望。那首有名的长诗《阿比多斯的姑娘》(1813年12月出版),就是这一时期发表的。他还曾用三天的时间,将两年前写的《异教徒》续了五百行诗。与此同时,他开始构思并撰写长诗《海盗》、《莱拉》以及其他诗歌。

  在《异教徒》中,他叙述了一个土耳其的故事:朱丽佳爱上了她的弟弟塞利姆;在《巴里西那》(1815),主人公爱上继母而被父亲处死。世俗****的题材写进了他不朽的诗作里,是否表现了他对这段生活的沉思呢?

  拜伦对奥古斯塔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最后。这是姐弟间纯真的亲足之谊,但又超出了一般的血亲情谊。不论拜伦处于声名显赫的顺境,还是在四壁无援的逆境之中,奥古斯塔对他始终怀着亲切的友爱和真诚的同情,给他以温暖和支持。当拜伦经历过同玛丽·查沃思及诸位贵妇人的恋情而对爱情失望,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时,她写信规劝,纠正他对爱情的偏激看法;当拜伦再也无法忍受母亲的责骂,几乎要与母亲断绝关系时,她温言劝慰,极力化解,避免了一场家庭悲剧;当拜伦夫人与他分居,上流社会对他进行恶毒攻击、漫骂和迫害,拜伦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伸出救援之手,给予坚定的信任和温暖的情谊。拜伦对这种友情倍加珍视和尊重。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有着奥古斯塔的影子或他们之间情谊的象征描写。拜伦还写过好几首献给奥古斯塔的诗歌、在1816年,拜伦被迫永远离开英国前,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就是赞美奥古斯塔的。诗中写道:

  那年7月24日,他刚离开祖国不久,在日内瓦莱蒙湖畔,又想起了天各一方、远在海洋那边的奥古斯塔。拜伦写下了一首《献给奥古斯塔的诗章》,诗中回忆了他俩的感情:

  拜伦与奥古斯塔的情谊使诗人生前付出惨重的代价,死后亦倍受诽谤攻击和误解。人们指责他****、发疯,但拜伦一生从无后悔。直到1819年,他在给奥古斯塔的信中仍深情地写道:“我从未停止过,也决不会停止(哪怕是片刻)那种无瑕的、无限的深情。这种深情过去将我同你连在一起,现在也将我同你连在一起,使我完全不能再真正地爱其他任何人,因为在你之后,她们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拜伦去世后,当他的骨灰运抵英国,安葬于纽斯台德附近的小教堂墓地时,铭刻在墓碑上的那篇传诸后世的著名碑文就是奥古斯塔拟就的。

  在叙述拜伦与安娜贝拉的婚姻之前,先让我们结识一位与他俩都有过密切关系的女人,即卡罗琳·兰姆夫人。

  在拜伦发表了他的著名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而一夜成名后,崇奉时尚的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争相与之结交,大献殷勤;爱慕虚荣的贵族太太小姐更是趋之若骛,顶礼膜拜。其中最出名、最痴狂的,就是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兰姆出身名门,她的养父母是英国的第一个公爵,她丈夫威廉·兰姆勋爵后来担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首相。她当时不仅是伦敦城有名的美女,而且才华出众:诗、乐、画、艺、语言,无所不精。她家的会客厅,是当时伦敦著名的文艺沙龙,才俊云集,高朋满座。她在读了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后,立刻被那瑰丽的文字以及长诗中表现出来的诗人的巨大才华所迷醉。在她第一次见到拜伦后,她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那张苍白美丽的面容,就是我的灵魂!”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拜伦。她天天给拜伦写信。为了见到拜伦,有时候竟乔装侍童前去送信;或者扮成马车夫,把车停在有拜伦去参加夜宴的人家门口。如果拜伦家里举行晚会而她未收到邀请,她就常常冒着大雨在门口伫立到夜深。

  一次晚会上,她为拜伦的冷漠所激怒,拿起桌上的小刀就要向自己的胸口刺。拜伦被她缠得精疲力尽,而她却更加执着地迷恋上了他。这件事闹得全伦敦城沸沸扬扬。她的婆婆墨尔本夫人不得不赶紧请来她母亲,将她打发到爱尔兰去了。

  安·伊萨贝拉·米尔班克在1815年1月2日与拜伦结婚。她是拉尔夫·米尔班克男爵的女儿,温德沃斯子爵巨大财产的继承人。人们称她为安娜贝拉·米尔班克。这是一场给拜伦带来巨大不幸的婚姻,它最终使拜伦流浪他国。

  安娜贝拉与拜伦的最初相识,就在卡罗琳家里的舞会上。卡罗琳的婆婆墨尔本夫人是安娜贝拉的婶婶。在那一晚的舞会上,他被众多的贵妇淑女簇拥着,她没法走上前来。后来他在好几次演讲会上,看见她正埋头记录。厌倦了卡罗琳的火热炽烈的追求,理性而拘谨的安娜贝拉自然引起了拜伦的强烈兴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几乎不了解她……但我从未见到过我如此敬重的女人……”她脸色红润,身材丰满,爱好数学,虔信宗教。因此,拜伦将她称之为“平行四边形的公主”。

  在墨尔本夫人面前,拜伦吐露了欲娶安娜贝拉为妻的愿望。墨尔本夫人开始惊讶不已,转眼间却又高兴起来。拜伦结了婚,卡罗琳绝了想头,家庭从此不就安宁了吗!她极力怂恿和促成这件事。然而安娜贝拉拒绝了。

  事隔两年以后,即1814年8月,安娜贝拉主动给拜伦写信了。随后,他们频繁地通起信来。不久,他们结婚了。

  对拜伦来说,他是需要一个“可以常常一同打打呵欠”的“伴儿”;而在安娜贝拉眼里,拜伦是一个杰出的天才,她希望在共同的生活中体验到书中描写的那种浪漫情趣。并且,她觉得有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和严肃的使命感在激励着她,要把这只“迷途的羔羊”拉回宗教的正轨。她发现,拜伦并不是不信宗教,但却愤怒地反叛宗教。他对她说:“我是被上帝驱逐的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使,是从乐园被逐出的恶魔。人有两种,一种生来就想进入天国,另一个注定要下地狱。我正是后一种人。如果你认为你的信仰能够拯救我的话,那就试试看吧!”她爱他,因此更要努力地去改变他。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她就按照哲学课本和宗教教条对他进行分析和说教。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就一些宗教或道德问题进行争吵。拜伦气得暴跳如雷,安娜贝拉仍然安详如初。她不乏睿智和聪颖,能够运用广博的知识和严密的逻辑准确地分析拜伦的性格和思想。但是,诗神的翅膀是不甘羁縻的。夫妻间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即使是他们的女儿奥古斯塔·艾达·拜伦的出生,也没有冲淡这种恶劣的气氛。

  拜伦日益无法忍受喋喋不休的妻子和沉闷的家庭生活。他成天砸东西骂人,并催促产后的妻子赶紧离开伦敦。安娜贝拉对拜伦也日益感到失望。起初,她怀疑他精神异常;当后来她意识到他神志健全时,她绝望了:她是神的女儿,她不能同一位注定要进入地狱的人一起生活,否则要受到神的惩罚。在父母的极力支持下,她向拜伦提出分居。

  拜伦获悉后大吃一惊,他尽其所能试图让妻子回心转意。但安娜贝拉毫不动摇。一切无可挽回。1816年3月17日,在他们结婚一年零三个月后,拜伦和他的妻子安娜贝拉正式宣布分居。

  在19世纪的欧洲,分居或离婚都被认为是极大的丑闻。在虚伪的道德面纱下,上流社会的家庭是神圣的。社会能够容忍通奸,勾引朋友的妻子或太太,但却不能容忍家庭的分裂。更何况,拜伦在议会中发表的同情工人阶级、反抗现政权的大胆演说,他那杰出的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思想,他蔑视传统、反叛资产阶级道德习俗的生活方式,他那不胫而走的伟大名声,早已使英国当局、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以及保守文人虎视耽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次他们终于逮着了机会,由恶毒、仇恨、嫉妒、愤怒、卑鄙和愚蠢混杂起来的地底浊流终于找到了喷发口。伦敦全部舆论机器都被发动起来了。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向他发起攻击,各种流言蜚语象无数盆脏水铺天盖地地泼到他的头上。人们指斥他“虐妻”,“****”;骂他是“叛国”的“魔鬼”,“妄想参预政治”,;是“浅薄的诗人”。他曾在一夜之间被崇奉时尚的上流社会捧至九霄之上;一觉醒来,他又被他们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的泥泞里任意践踏。

  他走在路上,遭到路人的唾骂;他参加宴会,人们纷纷退席;在上议院里,无人对他理睬;公众场合,昔日的朋友故意对他冷落。他的财产受到查封,住所也被警察霸占。迫害甚至株连到他的友人。女演员马丁夫人在他离婚后第一次登台演出时,竟被观众嘘下台去——仅仅因为她同拜伦谈过两次话。

  在英国,除了寥寥几个亲近的朋友,他已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但他没有屈服。他抬起高傲而坚强的额头,掷下铿锵有力的话语:“如果人们叽叽咕咕议论和唠叨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如果这一切全是造谣中伤的无耻谰言,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1816年4月25日,他乘船永远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在这件因分居而发生的围攻拜伦的事件中,很难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安娜贝拉。即使没有分居,英国统治阶级及正统文人也一定会找到其他的借口来拔去这颗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安娜贝拉的固执己见,却确实是造成拜伦受到疯狂迫害的直接起因。她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婚姻悲剧是双方酿就的结果。对她这样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和保守道德观念的贵族女子来说,她是在错误的时间里,以错误的方式向错误的对象宣导错误的观念。诚如她在结婚仪式上所说:“如果我不幸福,那是我自己的过错。”

  拜伦对妻子的情感是矛盾而复杂的。他与安娜贝拉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融洽相处,但分居的决定毕竟使他痛苦。3月17日,在他同意分居的那一天,他写下了一首《诀别词》。其中写道:

  但在他离开英国前两天,在他签署了分居契约后,百感交集中,他提笔在契约的空白处写下四行诗:

  如果说安娜贝拉与拜伦的结合只是给后者留下惨痛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创伤,使他跌入生命的低谷;那么,意大利女子特瑞萨与拜伦的相爱,则将诗人反叛的浪漫生涯推向辉煌而壮丽的起点。

  拜伦在那年4月25日离开英国后,先抵达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堡,凭吊了滑铁卢战场。随后,溯莱茵河到瑞士,于5月25日抵日内瓦,9月游阿尔卑斯山,10月离开瑞士赴意大利;在威尼斯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819年末迁往拉文纳。就在这年4月,在威尼斯的一家贵族客厅里,他遇到了特瑞萨。

  特瑞萨时年仅十九岁,刚嫁给一位年届六十、当过两次鳏夫的富翁归齐奥利伯爵。特瑞萨后来回忆起她和拜伦初次相识的印象:

  那天晚上我已十分疲累,只是为了履行对丈夫的义务而出席那场宴会。但是,来到宴会上,拜伦勋爵高贵而优美的面容,那声音,那风度,那周身流溢的种种光彩和神蕴,使他显得那样魅力非凡,超过我平生见过的其他任何人。因此,他不可能不在我的心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最初,吸引拜伦的是特瑞萨的美貌和活泼。她身材小巧,胸脯丰满,肌肤滑嫩白皙,眼睛乌黑发亮,雪白的牙齿细密而整齐,金黄中略带栗色的长发呈涡状卷曲。她通晓拉丁语历史,能诗会画,读过许多书,法语说得同母语一样流利。她奔放热情,但不象卡罗琳那样矫揉造作,自我中心;她具有非凡的识见和坚定的性格,但不象安娜贝拉那样热衷于道德说教。这一切,使他心悦意足。

  随着时间的迁移和频繁的交往,他们感情日笃,彼此了解也愈益加深。拜伦发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长期以来他梦寐以求的温柔、纯真、勇敢、浪漫、富于理想和牺牲精神的意中女子。而在经历了人世间颠沛流离的浪子生涯和大起大落的感情风波后,这一叶小舟终于驶入了特瑞萨那充满阳光和温暖、宁馨和幸福的港湾。这是拜伦多姿多彩、光彩照人的生命大书中最为精彩动人的篇章。

  一个晚上,在与特瑞萨依依告别后,他独自回到卧室。望着窗外皎洁的月亮,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童年时期的一幕情景。在隔壁的客厅里,他听见一个女巫向母亲说道:“你有一个跛脚的儿子。他在一生中将有两个危险的时期:一次是在他二十七岁前后,另一次在他三十七岁前后。他这一生还将结两次婚。第二位妻子是一个外国人。”想到此,凝视着那圆圆的一轮明月,他笑了。

  这是一场双方都全身心投入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恋爱。陷入情网的特瑞萨变了。为了她心中的情圣和理想的爱人,她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愿意去做那些拜伦喜欢的事情;她为了能与拜伦在一起,她不顾教会的压力和丈夫的阻挠,毅然与丈夫分居。

  真纯的爱情也赋予拜伦以崭新的生命。几年来,他为了对那将他逐出国门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假仁假义的道德礼俗一泄怨愤之心,故意沉溺于声色狗马之中,并且随时将自己在威尼斯的轶闻艳遇绘声绘色地通报给伦敦的出版商——他相信那些消息会在一个晚上走遍上流社会的客厅沙龙。一想到那些绅士淑女闻讯后目瞪口呆、惊慌愤怒的丑态,他就感到一阵复仇的快慰。但以恶抗恶这柄双刃剑,同样也严重地伤害了他自己。他日益陷入堕落而绝望的生活之中。是特瑞萨的温情抚慰抹平了他心头的创伤,重新点燃了他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激发起他的艺术创造力。他的身体也日渐康复。对此,诗人雪莱曾在给他的妻子玛丽的信中有过如下的描述:

  事实上,他已康复,正过着和他在威尼斯的生活绝然相反的生活。他如今与归齐利奥伯爵夫人有一种永远相好的私情。……这种关系对他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好处……他曾经有过为害非浅的情欲,但他似乎已经克服了这种情欲。他正在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一位有德性的人……

  拜伦自己也承认:“假如我现在的‘女朋友’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热情就要永远冷却了——这是我最后的爱情。我已经过够了放荡的生活,这是我过去的生活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不过,我总算从罪恶的放纵里至少是获得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机会去爱——在纯洁的意义上的爱。”他还在特瑞萨的一本藏书的最后一页写道:“‘爱情’这个字眼在一切语言里都是美丽的,但是在你的国家的语言里尤其美丽,Amormio,多美啊,这个字眼里包含着我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存在。不时地想着我吧,当阿尔卑斯山和海洋把我们隔开的时候。但是高山和大洋决不会真正把我俩隔开——除非你愿意如此。”

  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特瑞萨对拜伦的巨大影响。那时拜伦正在写作《堂璜》,特瑞萨读了前两章的法语译文后,深为其中的猥亵、俏皮、讽刺的文字所惊恐。她要求拜伦不要再写下去,拜伦当即答应,从此中止了《堂璜》的写作,而改写诗剧《该隐》。直到后来雪莱前来看望拜伦,读到这部世界名著的前几章后大为赞赏,叹为不朽之作。他极力鼓励拜伦写下去,而此时特瑞萨也撤回了禁令,但前提是不能再有任何猥亵的内容,这才使拜伦得以继续写作下去。但后来拜伦投身革命政治斗争,加之英年早逝,终于没能完成这部煌煌巨著,为英国以及世界的文学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在与特瑞萨同居的美好日子里,拜伦诗兴勃发,文思泉涌,写出了众多优秀的剧作和诗篇。她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 《哀希腊》(《堂璜》第三章)以及《但丁的预言》,写出了揭露暴君和批判宗教的诗剧《该隐》和《天与地》,写出了揭露英国反动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讽刺长诗《审判的幻象》及抨击当时的英王乔治四世的讽刺诗《爱尔兰的万家生佛》,还写了三部历史剧《马里诺·法利埃罗》、《福斯卡利父子》和《萨达纳巴勒斯》,其中前两部以威尼斯历史为写作题材。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抗、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与特瑞萨的思想倾向正相吻合(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而从诗剧《该隐》和历史剧《萨达巴勒斯》中那两个最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阿达和米拉身上,人们能够辩认出他心中的恋人的倩影。

  但是,特瑞萨给予拜伦的影响远不仅于此。特瑞萨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热情的革命者。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正在从事推翻奥地利统治的斗争。特瑞萨一家都是烧炭党的重要成员,她的哥哥甘巴还是烧炭党领袖之一。爱国者特瑞萨不仅积极引导和鼓励拜伦创作那些能唤起民众斗争激情、争取民族解放的诗歌作品,同时她还引导他投入这一正义而伟大的事业。拜伦加入了这一斗争,成为拉文纳烧炭党支部的领导人。在政府密探监视、刺客伺机暗算的危险情况下,他用自己的金钱从英国买来武器弹药;他的住所成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据点。当甘巴一家因从事革命活动一再遭到反动政府当局驱逐时,他始终跟随着他们。因为特瑞萨,拜伦从此走上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不归之路。

  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在伟大的革命诗人拜伦身后,有一个意大利女子特瑞萨。

  即使不标出作者的名字,熟悉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拜伦的诗歌。因为只有在他的诗歌里,才具有那种惟他独有的美感;那种人们称之为拜伦式的忧郁。在诗人眼中,现实与理想的现实相距那样遥远;他悲恨莫名,却苦无出路,只能以于现实的放浪形骸,来抗拒现实的迫力,排遣胸中的忧伤。上引两节诗出自拜伦的《致某女士》(该女士即拜伦早年的恋人玛丽·查沃思)。他写这首诗时,年龄还只不过十七、八岁。

  事实上,我们在拜伦的著名长篇叙事诗中司空见惯了的主人公身上的那种个性鲜明而独特的忧郁和反叛精神,在青年拜伦身上就有突出的表现。下面叙述的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拜伦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领地纽斯台德修道院——那是他从 “邪恶勋爵”叔祖父手中继承过来的——居住,并召来一帮大学时的好友。他们每天睡到中午时分起床。吃过早餐后,不是外出游泳、划船、骑马,就是击剑、打板球;或者在大厅里练习手枪射击,有时还逗逗驯养的棕熊。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进晚餐。晚餐以后,他们各各打扮成修道士模样,由主人拿出一只髑髅做成的酒杯斟满葡萄酒,大家轮流传喝。

  这个髑髅是拜伦家的工人在后园掘地时挖出来的。据说是曾住在此地的一位老修道士的头盖骨。拜伦见后兴奋不已,叫人把它送到附近的珠宝铺,磨成琥珀色,加上银底座,当做酒杯,供自己与朋友聚宴时玩赏饮用。他还专门为这只髑髅酒杯作过一首诗。在诗中,他以髑髅的口气吟道:

  诗人对骷髅头骨似乎有一种执着的嗜好。当他第一次出国游历东方回来时,他所带回的物品中,有四个雅典人的头骨。在他1819年流亡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时,他常常同那里的一个掘墓人闲谈。这个掘墓人有一个女儿,是当地最美丽的女子。拜伦把这个十五岁少女的天真俏丽的脸蛋同掘墓人装在几个墓穴中的骷髅相比,并以此为乐。

  青春、欢宴,与死亡、枯骨相生相伴,拜伦是已经领悟到人生的这种生命力与绝望伴生的矛盾困境,还是单纯地寻求一种惊世骇俗的痛苦刺激呢?

  他对人生的看法,似乎总是带着一种命定的悲剧性,并时常流露出厌世或憎恶人生的情绪倾向。但终其一生,他对动物却有着极大的热情。他热衷于饲养宠物。在剑桥读书时,他买了一匹马。大学毕业回到纽斯台德后,又养了一只熊和一只猛犬。后来他饲养的宠物就更多了。在他1821年离开拉文纳时,跟随他的有“七个仆人,五辆马车,九匹马,一只猴子,一头猎犬,一头猛犬,两只猪,三只珍珠鸟以及其他禽鸟”。

  他喜爱同动物戏耍。在纽斯台德时期,他有一头纽芬兰爱犬,名叫博茨韦恩。他时常假装失脚掉进水里,两只手乱抓乱扑,作出快要淹死的样子,让博茨韦恩跳下去救他。后来,这头纽芬兰狗患了狂犬病。当时拜伦日夜守护着它,用手为它拭去嘴上的白沫。这头狗秉性善良,不咬人,只咬自己,结果死去了。在它死后,拜伦将它葬在修道院后面的庭园里。在它的墓碑上,拜伦请人刻上了铭文和悼诗。铭文写道:“在此处近旁,贮有一物之遗体,它有美质,而无虚荣;有威力,而无骄慢;有胆略,而无残暴;有人的一切美德,而无其罪戾。这一篇颂词,倘若铭刻在人的墓顶,那就是一文不值的谀辞;用以纪念博茨韦思——一头狗,却是恰如其分的赞美。1803年5月生于纽芬兰,1808年11月18日卒于纽斯台德修道院。”在题诗中,他称博茨韦恩是自己生平惟一的朋友,而对人类却大加挞伐:

  三年后,他甚至留下遗嘱,死后要葬在爱犬墓冢的毗邻(后来取消)。他恨世,是对人类卑鄙、虚伪的本性的憎恨;而爱动物,却是在失去对人的基本信赖后,转而从自然界去追寻真诚、友谊和寻找情感慰籍。

  1805年夏天,拜伦从哈罗公学毕业。同年10月,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特里尼蒂学院。他获得英国官法庭允许,每年可从其总收入中提取五百英镑使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他的生活顿时阔绰起来。他买了一匹马,雇了一名男仆。他还学会了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的饮酒、赌博。他把自己的房子装饰一新。每天早上,他身披银灰色斗篷,骑上自己的爱马四处转悠。晚餐时,他不在学校里的饭厅里用餐,却把朋友们招引到自己的房子里聚饮。后来,他索性离开学校,住在外面。他还找了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作自己的情人,有时还让她女妆男扮,假作自己的侍从或弟弟,出入于朋友或饮宴之中。他还请了一个拳击手和一名剑术家做他的私人教师,每天练习拳击和剑术,进行减肥训练。如此消费早已入不敷出,于是不得不以高利贷来维持这种放荡的生活。

  在尚未追寻到正确的生活理想和确定自己的人生座标之前,青年拜伦的青春激情和反叛意识,只能是以一种消极性的反抗和破坏性的堕落向外宣泄。

  剑桥当时的读书空气很淡薄。除了游玩,他几乎无暇读书,只是在他每次回到小城索思韦尔看望母亲时,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据说拜伦在十二岁时就开始作诗了。但第一个发现他的诗才,并积极鼓励他作诗的,是他母亲的邻居伊丽莎白、皮戈特。这是一个贤雅文静的姑娘。他们朝夕相处,时常相互探视,讨论文学和人生。频繁的接触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却激发起剑桥大学生的诗兴和灵感。每天早上,他把头天晚上写好的诗歌拿去给伊丽莎白,而她由衷的赞美更催促着他努力去写,直到夜深人静。

  拜伦写的诗已经多得可以出一部诗集了。伊丽莎白也这样鼓励他。他将过去写的那些诗歌包括罗马诗人凯特勒斯和维吉尔的译诗收集起来,重新加以修改。最后汇集成册,交给纽阿克的一位印刷商出版,取名为《偶成集》。书印好后,他及不可待地将其中的两本分别送给他的朋友约翰·皮戈特(伊丽莎白的哥哥)和比契。比契读后,认为其中的《致玛丽》一诗“有伤大雅”,劝他不要出版。拜伦立即将印好的六十本书全部烧掉。几个星期后,他将删去了《致玛丽》的诗歌结集出版,冠以《杂诗》的名字,这是1807年1月。兴许是信心不足的缘故,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

  接着,他又对这部诗集进行整理和修改,增补了几首新作。1807年6月,这本书名为 《闲散的时光》的诗集出版了,作者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乔治·戈登·小拜伦勋爵。他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道:“这些诗是一位刚满十九岁的青年在闲暇中创作的诗,是一个幼稚的头脑所进行的内省。”他还亲自赶往伦敦,把书送到书商手里。

  现在看来,《闲暇的时光》这本诗集多为幼稚或模仿的东西,诗中不乏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少年感伤,也有对文学教科书及古罗马诗歌的模拟和仿制。但诗集中有些方面却价值不菲。那广阔的社会视角和多样化的文学题材,诗歌中流露出来的对上流社会虚伪本质的憎恶及对真诚的友谊和爱情的赞颂,对普罗米修斯的推崇以及对朴实自由生活的向往,这些都令人瞩目地表现出拜伦未来的个性和风格。

  拜伦的这部署名处女作中,值得一提的是《勒钦伊盖》和《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勒钦伊盖是苏格兰东北部格兰皮恩山脉的高峰,海拔近四千英尺,峰顶终年白雪皑皑,当地人称之为“洛奇纳伽”。拜伦八岁时曾在这座山峰附近居住。这首诗保存了作者童年时期的苏格兰印象。远离尘嚣的苏格兰高地是美丽迷人的,但更迷人的却是那“山民的传说”:苏格兰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部族制度及民族尊严而英勇抗击侵略者英格兰军队的悲壮事迹。据说诗人的母亲的先祖辈——戈登家族中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那场失败的保卫战。诗人对抗击侵略者的“勇士们”表示了敬佩之意:“英雄的精魂定然是满心欢悦,驾御雄风驰骋于故乡的山谷”;“你们长眠地下,高亢的风笛传扬着你们的事迹”。该诗最后一段还表现了作者崇尚崇高壮美的审美观念: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表现了拜伦后来诗歌中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孤独和寂寞。这首诗不象后来的那首 《纽芬兰犬墓碑题诗》那样强烈宣泄由绝望而要憎恨诅咒全人类的愤世嫉俗,但却抒发了一种历尽沧桑的凄凉而沉痛的感伤心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强烈了,虚伪卑鄙的上流社会与朴实真诚的苏格兰乡村的对比太明显了!以致诗人欲放弃自己的财产地位,返回那童年的天真自然,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

  《闲暇的时光》诗集销路不错,两星期就卖掉了好几十本。拜伦的亲友给他写来了赞美的信,杂志上也出现了评论文章。拜伦乐不可支,这正是他最关切的。

  但是,1808年1月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这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评论刊物。文章对拜伦极尽嘲讽和挖苦。文中写道:“这位高贵的作者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尚未成年;扉页上写了,底皮上也写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说: ‘看看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人是多么会写诗吧!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写的,写那一首诗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呢!’……其实,听到一个青年人从离开中学到离开大学这段时期写出了一些很蹩脚的诗,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确信,在英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中,十个有九个写过这类玩意儿,而那第十个则可能比拜伦勋爵写得更好。”读到这篇评论,拜伦气得浑身发抖。他一气喝了三瓶葡萄酒,仍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他发誓要狠狠地进行报复。他提起笔来写诗反击,但刚刚写了二十几行,他就停下了。这样仓促上阵不妥,他对自己说,“我得沉静下来,我一定要写出真正的好诗,有力地回教对方。”

  1809年3月16日,即时隔《爱丁堡评论》的文章发表一年多以后,拜伦的“好诗”终于出版了。这就是著名的讽刺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此诗一出,立即在英国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为作者带来了巨大声誉。

  在这首诗里,拜伦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慨,对那位匿名作者以及英国文坛的几乎所有名人,都毫不留情地给予痛斥和鞭挞。他指斥骚塞的诗作内容空虚而荒唐,华滋华斯的诗歌思想浅薄、寡淡无味,柯勒律治的诗过于幼稚,托马斯·穆尔的诗失之淫秽;司各特、霍兰勋爵等也都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

  诗人在暴风雨般向英国文坛进行猛烈扫荡的同时,也宣布了他自己的美学理想:文学要表现社会,接近生活,遵循“真实”和“自然”。诗人宣称: “我学会了思想,严肃地说明真理。”这首诗对英国文坛现状的无情针砭颇能切中时弊,对湖畔派三诗人的批评亦算抓住要害,显示出诗人酣畅淋漓的抒情才能、犀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眦眶必报的坚强个性。但诗中有些批评却失之偏激粗暴,表露了作者的幼稚和浮躁。后来拜伦认识到此,并尽其可能给予纠正;他还将该书的第五版全部加以销毁。

  应该感谢《爱丁堡评论》的那名匿名作者,是他的嘻笑怒骂使拜伦这头诗坛雄狮觉醒,生机勃发地冲进了英国文苑的中心。

  1819年,拜伦已经到达获得世袭贵族议员席位的法定年龄。3月13日这一天,他首次前往英国上议院去继承自己的议员席位。因为在贵族当中没有引见人,他只好独自进入会场。他毫不在乎地找到一个空着的反对派席位,在上面坐了几分钟,表示了自己的归属派别,随后便起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议院。他对一位朋友说,我已接受席位了,现在我要出国去。

  游历他国,这是拜伦长期以来的梦想。“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国家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给人类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应该从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了解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亲身观察和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幼倍受压抑的倔强心灵,更希望借助远走他乡的浪漫探险,挣脱身外的束缚,扬起沉重的翅膀,在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剧烈的风暴之中,真正完成成人仪式的洗礼。

  1809年6月26日,拜伦和他的朋友霍布豪斯乘坐的海轮拔锚起航,青年拜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东方 (南欧和西亚)游历。霍布豪斯随身带去了一百枝笔、五加仑墨水和几大卷白纸。

  首站自英国的法尔茅斯驶往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仿佛一个长年锁在深宅大院里的孩子突然来到迪斯尼游乐园,他被这个都市的一切吸引住了。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蜜桔,吃了一个又一个;他滔滔不绝地同寺院的僧侣聊天,尽管彼此都操着蹩脚的拉丁语。他还常常带着手枪出入当地名流的晚宴和舞会。

  旅途上,他不断变换交通工具。他从里斯本沿陆路骑马去西班牙的南部名城塞维利亚和加得斯,接着走水路乘海轮去直布罗陀、撒丁岛、西西里岛,再换乘邮轮去马耳他岛。随即又从马耳他岛取道希腊西部前往阿尔巴厄亚。

  地中海的奇丽风光和异域的美丽女郎同样使他着迷。夜晚,他站在甲板上,听着拍击甲板的海浪声,仰望星光闪烁的天空,仿佛一跃就能进入那无垠的星海翱翔。在温柔多情的西班牙姑娘面前,他更是情不自禁地冲上前去拥吻。他因此而获得了一络长逾三英尺的秀发回赠。在马耳他,他同一位政治上受到拿破仑迫害的年轻妇女双双坠入爱河。这种露水情谊后来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见《致弗洛伦斯》、《像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抒怀》、《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三十节)。

  阿尔巴尼亚的冒险经历更使拜伦难以忘怀。这是一片未经文明熏染的蛮荒之地,山峦重重,遍地狼烟;土耳其人正在此地施展威权。山地民族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反抗迁怒于一切外来者。在进入阿尔巴尼亚境内不久,本地的向导不辞而别,拜伦一行顿时困在一片荒山峻岭之中,濒临饿死危险。是拜伦坚毅无畏的勇气鼓舞着同行的人们,终于步出险境。

  到达首都后,他见到了被称之为“土耳其的拿破仑”的阿里·帕夏。这位当地的统治者野蛮残酷,以在烤架上活活烤死仇人而闻名。不过,他们俩倒是一见如故,相处非常友好。阿里告诉拜伦,一见到他那纤小的耳朵,卷曲的头发和白皙的双手,就看出他出身贵族。拜伦听后非常高兴,还写信告诉了所有的亲友 (此事再一次可证拜伦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及其爱慕虚荣的贵族意识)。而阿里也在拜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兰波洛和好几个拜伦式的英雄都脱胎于他的原型;拜伦的此次造访,也为其后《堂璜》第四章的创作提供了场景素材。

  拜伦随后在阿里派遣的五十个卫兵的护送下周游阿尔巴尼亚各地。就象对那满目荒野的崇山峻岭的由衷喜爱,他也非常喜欢这些纯朴而忠诚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友谊的奉献获得的是友谊的回报。士兵们为他击鼓而歌,跳起了古埃及战争的劲舞(他因此而写了《鼓手,鼓手!》,并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七十二节描绘了这一场景)。

  有一次,在他发热生病的时候,那些士兵变得焦急不安,因此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警告医生:拜伦的病如果治不好,那他也就活到头了。那医师听后吓得连夜逃遁,拜伦的病似乎也随他而去,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此时,满溢胸中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他开始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的写作。

  然而,真正使拜伦梦萦魂牵的却是希腊。那是欧洲文化的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那是产生过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和斯巴达勇士的土地。他情系于此。魂系于此,但他可能未曾想到,十四年后,他那一腔死骨忠肠,将与此地的草木、山川、阳光、空气融为一体,永世长存。

  他们乘着马车,越过山岭,穿出沼泽,走向平原。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昭示,拜伦踏上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迈索隆吉翁,那是他后来以身殉职的地方。但奔涌的激情使他来不及停下步子来细心体味,他渡过勒庞托海湾,进入佩特雷港口,再转向巴尔纳沙斯的山麓登岸,在朝圣地泽尔菲的德尔伐神宫的圆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马不停蹄地穿过一座座松林和橄榄林,于1809年12月24日中午抵达雅典。

  悠久古老的文化遗迹和残垣颓壁的村落景观使他感慨不已,但更使他感慨万分的却是那个有过辉煌光荣的历史和无数杰出英雄的希腊,竟臣服于来自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悲伤地叹息:

  这是诗人对饱受异族奴役的希腊人民的同情和期望。是否从此时起,那为希腊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信念之种已经深深藏埋在他的心中,从而才有他那由诗人而斗士的后来辉煌呢?

  古希腊神殿的石门一朝被砸开,哄抢金银财宝的文明掠夺者便接踵而至。满目疮痍的雅典是由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造成的。看到埃尔金勋爵之流的英国人任意破坏巴台农神庙的排档间饰、掳掠阿克罗波利斯山上众多文物的劣迹,拜伦愤怒地写出了《米涅瓦的诅咒》一诗。

  在雅典时,他住在英国副领事遗孀的家中,同她的三个女儿中的大女儿——一个名叫特瑞萨的十五岁姑娘产生了短促的恋情。临别时,他写了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雅典的女郎》献给特瑞萨:

  他把自己对特瑞萨连同整个希腊民族的一份情愫浸进了诗歌,留在了雅典;然后,如诗中所言,继续向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方向进发。一路上,他巡游希腊半岛的古迹,瞻仰特洛伊战争的遗迹,拜谒阿喀琉斯的墓冢。他还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好友霍布豪斯对这一章恭维不多,嫌其感情夸张。拜伦自己也不甚满意。于是把手稿塞进了箱底。1810年5月13日,他抵达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都市的强烈的东方情调给拜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据此写成了 《堂璜》第五章。

  拜伦观察和体验着旅行中见到的一切。这一切日后也将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丰富营养和原料。赫勒斯旁海峡(即今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隔开欧亚大陆的狭窄的裂缝,直线距离一英里,潮流湍急危险,两岸乱石高耸。那是希腊神话中利安德为了同对岸的恋人希罗相会而每夜游过去的地方。他试过两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了:他从欧洲游到了亚洲。他为自己的成功一直激动不已,多年后还将它写进了《堂璜》。

  他自己也在经历着恰尔德的冒险。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看到一群饿狗正撕咬着一具尸体,这一恐怖的场景他后来写进了《柯林斯的围攻》和《堂璜》第八章。另一次,他看到一队土耳其士兵抬着一个布袋向海边走。原来袋子里罩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惩罚她同一个基督徒的恋情,当局要将她抛入海底。拜伦勇敢地冲向前去,用手枪逼着士兵退回。他后来还解囊相助,用金钱赎回了这个姑娘的生命。这件事后来成为《异教徒》的创作题材。

  1810年7月24日,拜伦离开君士坦丁堡。同行的霍布豪斯返回伦敦,拜伦轻松愉快地踏上去雅典的旅途。拜伦很高兴又一次单身独处。他并不讨厌朋友,但他的天性使他喜欢孤寂。孤独是思想的温床。惟有在孤寂的处境里,思想才能无拘无束地行动,情感才能自由自在地迸发。

  他回到雅典,住在方济会的修道院里。他的周围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或畏敬。他宁愿同意大利人、法国人或希腊人、土耳其人有说有笑,却不愿同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在英国人面前,他感到手足无措。他甚至对自己的英国仆人也颇为不满。他们怕苦,傲慢,挑三拣四。在这种气氛中,他完成了长篇讽刺诗《贺拉斯的启示》。

  这首诗是仿照诗人所喜爱的英国讽刺诗人蒲柏的风格写成的。它可视作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的续篇。在诗中,拜伦继续对祖国文坛的保守倾向和消极浪漫主义进行鞭挞,再次阐明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他提出诗歌要忠实生活,朴素完美,“有鲜明的条理和诱人的睿智”;他要求废除戏剧检查法,振兴英国的讽刺喜剧。他还将产生过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土壤环境与艺术在现代英国的窘境加以对比,从而猛烈谴责了现代社会的金钱文明对文学艺术的扼杀。但这首诗却失之于空疏和贵族化,而其推崇的诗歌形象仍不脱离传统的“爱国者”窠臼;有些美学观点亦为他日后自身的创作所否定。这就象诗人本人在旅途中不断睁大眼睛充满好奇地观察现实世界,他的诗歌和他的美学观念都还未走向成熟。

  拜伦离开英国将近两年了。他不留恋故乡,却迷恋异域的风情。他深感外出游历的益处:“安住本国的人们,只会使岛国国民所常有的偏狭的自傲心理更加顽固。从今以后,英国应该用法律规定青年人都要出国旅行。”他愿意继续漂流在外,但囊中几乎空空如也。国内的代理人再也不肯寄钱来,还催他回去照料受到债主包围的庄园领地。他只好启程返国。

  从马耳他岛乘船回到英国的航程要走三十四天。他站在甲板上,背靠船舷,眺望着浩瀚无涯的大海。两年的旅程,他能带回去什么东西呢?他带回的是东方风情的印象,是奇异的探险经历,是对人类灿烂文明的缅怀,是对社会、人生、自然和真理的感悟,是对现实愚昧和罪恶的真切认识,是对周遭世界哲学层次上的一种深刻怀疑。他还为自身带回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孤寂情绪,也为世界文学带回了一篇杰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三章。后者使他犹如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在沉寂的英国文坛升起——它为他带来了成功和荣誉。

  不过,拜伦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在1811年7月17日回到英国,他的朋友达拉斯向他索看诗稿时,他拿出了《贺拉斯的启示》。他自己对之甚为得意,但朋友却失望极了。达拉斯问他还写过别的没有,他回答说写过几首短诗和关于这次旅行的一些诗节。“那只是一些不能见人的东西。”他补充道。接着,他从箱底翻出一迭手稿讷讷地递过去。那是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我被《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迷住了,简直爱不释手。”

  第二次见面时,拜伦还是不以为然:“那根本不是诗。你没有看见诗稿旁边的批语吗?那是一位优秀评论家写的。还是想法把《贺拉斯的启示》出版了吧。”达拉斯对《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艺术价值坚信不疑。他斩钉截铁地对拜伦说:“如果你把它交给我,我一定可以让它出版。”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达拉斯,是他将一篇几乎扔进了废纸堆的传世之作发掘出来,使之得以公诸于世。

  伦敦著名的出版商墨瑞读过诗稿后,立即答应给予出版。精明的出版商懂得广告的效应。他预先把诗中的佳句摘印出来,分发给伦敦各界的社会名流,还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给重要评论家,请他们撰写诗评。因此,诗歌还未出版,名声已经大振。对拜伦来说尤为幸运的是,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和塞缪尔·罗杰斯已经同他言归于好,他们的褒奖更提高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声誉和价值。

  原来,穆尔曾提出要与拜伦决斗,因为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对他加以指责。但这封决斗书从未送到拜伦的手上。原来在他写好时,拜伦已经出国漫游去了;待拜伦归国时,穆尔刚刚娶了一位漂亮的夫人,他们正如胶似漆地欢度蜜月,生活显得那样灿烂美好,决斗的念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由穆尔作东,在他的朋友罗杰斯的家中吃了顿晚饭。杯酒泯恩仇,过去的恩恩怨怨算是一笔勾销。不打不成交,他们三人至此成了很好的朋友;而拜伦和穆尔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拜伦去世以后。据说在众多有关拜伦的传记中,穆尔撰写的那一部最为精彩动情。

  1812年2月27日,即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出版前两天,拜伦第一次登上英国上议院的讲坛,以议员身份发表演说,为破坏机器的诺丁汉郡的路德派工人辩护,抨击英国当局的政策。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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